是不具有審判的權力，只是一個參與者而已，比如說那些記錄人員，但是他也得署名並且寫上自己的建議。

為什麼唐朝囚犯少，就是這個司法機構和審判機構都非常縝密，不存在電視裡面演得那種驚堂木一敲，這個人就死定了，你就是把驚堂木給敲粉碎了，你也不能決定一個人的生死，因為死刑必須皇帝親自御批，官員只能說建議皇帝判處死刑。

一般參與署名人員，就是大理寺卿、少卿、丞、正、府史、主簿和錄事。

但是審判結構就是以大理寺卿為長官，少卿和正為通判官，丞為判官，府史為主典。當然，還有一些官員也得參與，但是沒有審判權，好比明法官，這個官就是能夠將唐六典背得滾瓜爛熟，等於就是律法顧問來的。

那就以這個模式，再複製兩院，由下面的人去充當。

但是這個要改的話，可不是一日兩日就可以弄成的。因此又決定此案還是由最高領導人出面熟悉一下新套路，民安局五巨頭都要參與旁聽，盧承慶和辛茂將也都親自出馬。李治心裡也好奇，也要去旁聽。

就在大理寺最大的公堂裡面進行。

那四名賊人來到這公堂上，一看這陣仗當即就都傻眼了，本大俠這一條賤命，死不足惜，你們至於麼搞這麼大麼？太浪費納稅人的錢了。光後面就坐在幾排人，因為不但民安局五巨頭參與了，而且還有一些皇家警察也來學習，而且還有穿紫袍的官員，我這是犯了多大的罪啊！

李治當然是在屏風後面旁聽。

韓藝一開始認為這過程肯定是非常沉悶的，因為沒有律師，但沒有想到卻也是跌宕起伏。

原來在唐朝的司法制度，這強盜是屬於“六髒”之首，哪怕是搶劫未果，也得徒刑兩年，等於就是做兩年勞役，其實這還不算很重。可問題就在於其中有一人拿出兇器並且刺傷了蕭曉，更加要命的是，蕭曉還是出身貴族，又算是官員，這真是板上釘釘的絞刑。

可是問題在於，盧承慶認為那賊人不是主動行兇的，因為是皇家警察先動的手，這是屬於一種反抗心理，他本身不懷有殺人之心，他只是想搶劫而已，判死刑就太重了。

但是大理寺就認為刑部的盧承慶太偏袒這些賊人了，大理寺的官員都認為這賊人藏有兇器，是有殺人之心的，按照律法該判絞刑。

唐朝對於罪犯的動機是很看重的，在唐律裡面就屢屢提到了這一點。

兩方就爭執不下，韓藝他們沒有發言權，聽得也是很入神，特別是韓藝，覺得他們的觀點說得太棒了，放到後世去都能用得著。

結果這個看似簡單的行搶案，而且是由唐朝最高司法機構主審，竟然在第一日沒有出結果！

這立刻引起了百姓的重視，民間也是爭相討論起來。

所以說，偉大的時代，總有偉大的理由。

在唐朝，政治案件跟其他朝代沒有兩樣，那都是權力鬥爭，沒有對錯，只有勝負，但是涉及到百姓，那還是非常謹慎的，現在大理寺監獄裡面一共才關押四十九人，死刑犯一人，而且還不知道能不能死。

在當日晚上，李治可能比較閒，直接在兩儀殿開專門會議討論這個問題，其實唐朝的律法就是這麼出來，皇帝和大臣商量，你問我答，經過反覆研究，才制定一條律法。

商量了一晚上，最後的結果就是大理寺依法判決絞刑，維護律法的權威，這律法不能破壞。但是，這皇恩浩蕩，又改為“加役流”，這個“加役流”是李世民當初設立的，以前李淵免除部分死刑，改為斷右趾，但是李世民還是覺得太殘忍了，於是又設了加役流，等於是發配三千里，勞役三年，反正就是讓這人去西北做苦力，正好那邊也需求苦力。

至於剩餘的三人，都判勞役三年。

並且從中還確定皇家警察得權威，如果在追鋪的過程中，你傷害了皇家警察，在原本的犯罪基礎再罪加一等，這也是為了保護皇家警察，因為大家也看到，皇家警察還是挺危險，必須要給予律法的保護。

韓藝這個對於後世各國律法都熟悉的人士，在討論的過程中，也學習到不少新的知識，什麼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他們爭論的觀點，都是從各家思想出發的。

這又給律法提供了非常正面的能量，老大們都這麼慎重，將來兩院成立之後，誰還敢亂來。

當然，李治還表揚了蕭曉他們一番。

因為此事過後，皇家訓練營的招生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還增加了，一些有志之士都跑去參加訓練營，只有少部分人選擇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