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又研究敵情，決定行程。①

這裡寫的行軍生活，正是孫犁經歷的那次行軍生活。“這次行軍，對於冀中區全體軍民，都是一次大練兵，教給我們在敵人後方和敵人作戰的方法。特別是對冀中年輕的子弟兵，是一種難得的寶貴的言傳身教。”②孫犁說過，抗戰期間他練出了兩個本領：一是面對幾百人，不用擴音器，大聲講課的本領；一是徒步行軍的本領。“在八年抗日戰爭和以後的解放戰爭期間，因為職務和級別，我始終也沒有機會得到一匹馬。我也不羨慕騎馬的人，在不能稱為千山萬水，也有千水百山的征途上，我練出了兩條腿走路的功夫，多麼黑的天，多麼崎嶇的路，我也很少跌跤。”③這是真的，就是在他的晚年，只要看看那雙有力的長腿支撐著的瘦而結實的腰板，仍然給人一種硬朗的感覺。記得是70年代末，他對筆者說，他每天早晨還要在多倫道216號大院裡跑跑步。那當然是慢跑，“所謂跑，就是使身體顫起來。”他說。但是，只要能使身體“顫”

起來，那也就是跑的動作了。而那時，他已年近七旬。

且說他在抗戰初期的遊擊生活吧。前面提過，他不是當了一兩天的車子隊長嗎？這個隊長，是冀中抗聯主任史立德指定的。“他的委任，並非因為我德才資都高人一籌，而是因為我站在這一隊人的前頭，他臨時看見了我。”①是否如此，且不管吧，因為我們還記得，在1938年春冀中區人民武裝自衛會成立時（呂正操親自主持了成立大會），是史立德任主任，他任宣傳部長。從宣傳部長到車子隊長，雖不算升遷，也是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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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他是“受命於危難之際”了。他的夜晚騎車技術，實在不很高明，常常摔跤，以致引起後面部屬的“抗議”；而他對自己部屬的評價，也確實不高，但終歸還是諒解了：說實在的，這個抗聯屬下的腳踏車中隊，是一群烏合之眾。他們都是些新參加的青年學生，他們順應潮流，從嬌生慣養的家裡出來，原想以後有個比較好的出路。出來不多兩天，就遇到了敵人的大進攻，大掃蕩，他們思家心切，方寸已亂。這是我當時對我所率領的這支部隊的基本估計，並非因為他們不服從或不尊重我的領導。②隨後，孫犁和另一位姓陳的同志奉命去深縣南部一帶工作。一天清早，他們離開了大隊。戰爭的氣氛籠罩著初冬的田野，四周寂無一人，恐怖而荒涼。他們一面騎車前進，一面注意著有沒有敵情。他們都是安平縣人，路過縣境時誰也沒有想到回家看看。天快黑時進入深縣境內，他們商量了一下，決定到大陳村老陳的二弟陳國棟家裡吃飯住宿。孫犁見過這個在村裡教武術的愣小夥子，常跟人打架鬥毆，但在大節方面是不會有問題的。

他們進入大陳村時，天已經完全黑下來。村子很大，卻遇不到一個人。在一個大梢門前面，他們剛敲了兩下門，就聽見幾個人上了房：

“什麼人？”房上的人問，同時聽到拉槍栓的聲音。“我們找陳國棟。我是他的大哥。”

房上的人嘀咕了幾句，回答：“沒有！”

緊接著就是一槍——幸好是朝天打的。

孫犁和老陳踉蹌登上車子，彎腰逃去，聽到房上說：“送送他們！”

隨著一陣排槍，子彈從他們頭頂上方“絲絲”飛過。他們一口氣騎到村南野外大道上，兩旁都是荊子地，孫犁倒在裡面了。

抗戰勝利後，孫犁見到陳國棟，問他：“那次在大陳村，你在房上嗎？”

“在！”斬釘截鐵般地回答。

“在，你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去？”

“黑燈瞎火，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

“你哥哥的聲音，你也聽不出來嗎？”

“兵慌馬亂，聽不出來。”

“唉！”孫犁苦笑了一下，“你和我們演了一出古城會！”抗戰爆發後，這是他遇到的第一次驚心動魄的“戰鬥”。

阜平紀事

“古城會”以後，他們連夜往深南趕，天亮時在一個村莊前面遇到了八路軍哨兵，找到了他們所要去的一分割槽，會見了一分割槽司令員和政委以及深縣縣長。縣長交給他們一臺收音機，叫他們每天收聽和油印一些新聞。從此，他們就馱著這臺收音機打游擊，夜晚在老鄉的土炕上工作。有時抄完新聞，老陳睡下，孫犁喜歡調低聲音，收聽一段京戲。這時老陳總要勸誡他“節用電池”。其實，那時我方還沒有電臺，收聽到的國民黨電臺播出的訊息，參考價值不大。孫犁明白，上級交給的這臺收音機，不過是叫他們負責保管，不一定為了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