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中看到文學於新世紀的希望。

己丑小暑記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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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楊早

“六十年”的文學路徑和“六十部”的編選原則，已見“前言”的簡要說明。在本書即將付梓之際，有必要對編撰的過程及相關的事宜做一些交代。

（一）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向建國六十週年獻禮的重點專案之一，從提出設想到設計篇目，我所當代文學研究室經過了多次集體反覆論證，研究人員都參與了分工撰寫。先出樣稿再討論修改，最後由統稿組集中作業。每一部作品的述析與撰稿人均註明於文末。統稿組成員為：楊匡漢、白燁、劉平、陳福民、楊早。

（二）對於每一部作品的重新解讀，執筆者力求儘可能地佔有資料和公允地敘述，不做過多理論上的置喙，一是為了回到歷史現場，二是讓文字說話，併相容各種不同的意見。應當承認，由於對不少作品都可以提出或“仁”或“智”、或“正”或“欹”的見解，無論當初或當下的解讀都會出現差異，在評介過程中誤讀、誤解定然不免。但“誤讀”、“誤解”有時亦不失為一種讀解；其“誤”，往往透露著不同的文化視點和閱讀感受。人類總是在不斷的“誤讀”中接近理解與走向通達。我們希望縮短由“誤”到“通”的過程。也因此，本書儘管屬於集體寫作的性質，但在整體的“實證”與“客觀”的前提下，對每一部作品的介紹、評點以及意見，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充分尊重撰稿人個性的視角、眼光和判斷力，不一定非得表明　“集體”的“統一”立場。

（三）作為當代“文學中國”版圖上的作品，自然不僅僅是內地，也不僅僅是漢民族所獨有。“文學中國”是多元一體的客觀存在。這樣，《六十年與六十部》不僅有主流形態的，也有先鋒形態和民間文化形態的；既有漢民族的，也有少數民族的；既有“精英”的，也有“雅俗共賞”的。然而，畢竟為篇幅所限只選了六十部，遺珠之憾肯定存在，尤其是少數民族的以及臺港澳地區的精萃作品，份額之少也是明顯的。我們希望在今後修訂或增補時予以合理的解決。

（四）在當今市場化的客觀環境中，我們難以預計本書能產生多少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這一併非迎合市場的舉措，得到了三聯書店的熱心扶持，李昕先生和鄭勇博士自始至終和我們一起走進　“文學碑林”，溫暖著我們的學術心靈。學人與出版人有著先天的血緣和業緣，這種唇齒相依的情誼，在商業化潮流中，更顯得彌足珍貴。

1956《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1）

（李潔非 撰）

完成這篇作品時，王蒙年方22歲。然而，他的創作風格已經清晰。詞句簡潔平易，語調輕鬆自然，卻不時突然地閃現出一點辛辣或者帶著俏皮的刻薄；與此同時，尖銳、諷刺的王蒙還和另一個羅曼蒂克的王蒙，奇特地混合在一起。在藝術來源上，可以明顯看到蘇俄文學的影響，尤其是俄語文學在人物刻畫上涉及情感描寫時所特別喜愛表現的那種微弱而捉摸不定的文雅氣息。此外，由於政治因素深刻參預瞭解讀，王蒙在小說中所調寄的令人心弛神往的青春與愛情旋律，亦即林震與趙慧文之間的朦朧曖昧情意，人們一直注意不夠；然而這裡實際上是很見王蒙性情的筆墨。總的來說，在50年代語境之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文學性上明顯高於一般作品，即使五十年後，仍然不乏可賞之處。

此外，當時普遍把小說主題描述為批評官僚主義，似乎並不確切。王蒙的批評，要比官僚主義的層面深，他所提出來的問題，已經包含社會正義角度的質疑。因為麻袋廠廠長王清泉的錯誤，不僅僅是工作方式方法，也有品質的敗壞，而區委組織部對此視而不見、無動於衷，無論從職務和做人而言，都有失良知（小說中的用詞是“麻木”），這種優不能用、劣不能汰的狀況，本質是善惡不辨、是非顛倒，遠非“官僚主義”可以開釋。

當然，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興奮點。就50年代而論，敢於批評官僚主義，就是最刺激、最驚險的舉動，因為根據無產階級政黨理論的基點，從正面來說，為人民服務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宗旨，它是最不可能產生官僚主義現象的。現在，居然有人在小說描寫中展示存在這種現象，在很多人看來，實屬大逆不道。所以它立刻引起激烈爭論。

這時，不得不提到《文藝學習》這家刊物。《文藝學習》由中國中國作協主辦，1954年創刊，以青年文學愛好者為物件，主要刊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