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派駐專員不過僅只是象徵性的存在，我們唯一對韓國的干涉或許就是教育，在當年的臨時政府中，韓國政府各部部長均由朝鮮人擔任，只有教育部長一職必須由中國人擔任，這是為了保證了中國先進的教育制度和政策在韓國的實施和貫徹。如果社會下層人民不懂中文、仍然是文盲，他們將受到各種剝削者更加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因此普及中文的真正貢獻在於使韓國勞動者擺脫其依附地位。使他們懂得自己的權利，並且知道如何去獲得這種權利。而且絕大多數韓國人對這種擴大了的受教育機會的反應是熱烈的。隨著韓國人在政府任職的人數不斷增加，他們對教育的支援也更大。不過教育設施始終是落後於需要的，無論什麼地方，教育都被視為取得獨立和政治進步的關鍵，我們的這種干涉實際上恰恰是為了幫助他們實現真正的獨立和進步，這是一個成功的經驗不是嗎？”

趙興怡的聲音稍頓一下，似乎是在心裡整理一下自己的“論點證據”。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在三年國建期間，韓國在我們的幫助下，韓國在經濟和社會方面有相當大的進步。我們把從歐洲受到工業革命的利益之後，欣然把這種利益擴充套件給韓國人。韓國的農業和工業改進了，新的製造工業和現代化技術傳入了，交通運輸現代化了，韓國的通貨穩定了，而在做出這一切的同時，我們甚至沒有索要經濟上的特權，這與西方國家的新殖民主義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我們並沒有為我國的商人在韓國、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索要經濟上的特權。”

“特權？需要嗎？”

胡適並不贊同趙興怡口中中國並沒索要特權的觀點，有時候一些特權是極為隱晦的，很多看似互惠互利的法案，往往會將特權最大化的同時，加以層層為他國利益的偽裝。

“根據共和12年《中韓關稅法》、29年《中暹關稅法》以及剛剛透過對中南特別關稅法，中國和這些國家地區的貿易是相互免稅的，看似非常公平，但是免稅貿易使我國工業品在菲律賓市場上取得絕對優勢，擠垮了其他國家的競爭者以及他們本國的薄弱的工業，當然不包括我們的投資企業，這使我國企業達到了獨佔這些新建國家市場的目的，另一方面，則使他們對中國的依賴加深。一旦他們與中國關係發生變化，勢必影響到他們經濟發展。我們是沒有針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商品進入中國的限量。儘管如此，亦無法改變中國企業對這些國家市場的壟斷和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這一事實。自由貿易政策給這些國家的經濟帶來了繁榮，但過分依賴中國市場，卻使他們忽視了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這種自由貿易對中國來說是真正自由的，但對這些國家來說卻是不自由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暹羅，從我們幫助他們恢復憲政，才不過一年的時間，他們進口總值的90％，出口中80％以上都是與中國貿易，還有一部分是同韓國的，其它國家被我們擠出了暹羅。如英國、西班牙、美國、德國、荷蘭等國家，在過去的一年中與暹羅的外貿幾乎等於零，如果說英美列強的方法更直接的話，那麼無非只是我們的做法更為隱晦而已，就像現在，國防軍還沒有打下緬甸和馬來亞，國會就已經對緬甸、馬來亞的獨立問題進行討論，同時準備邀請他們的獨立運動的領導人來西北，設討獨立事宜，總之新殖民主義式政策恐怕是中央政府和國會唯一考慮的對這些新建國家基本政策不是嗎？”

一開始挑開這個話題的王樸新點點頭，接過了胡適的話題。

“而且我們還和這些國家簽訂了軍事條約。這些條約和協定使我們可以在這些國家維持著一種軍事基地網路，並對這些新生國家的軍事力量形成某種控制和影響，國防軍在韓國國民軍中的顧問直到連級，在泰**隊重組時，我們的顧問同樣派駐進連級，越南、柬埔寨、寮國、三國的國民軍組建過程中，也是如此，甚至他們的政府還委任很多華裔或有華裔血統將領。而且國會現在有意構建亞洲集體防務軍事條約組織，這將會進一步加強我們對這些新生國家軍隊的控制！”

“什麼樣的人新殖民主義者？”

在趙興怡的妻子為自己加滿咖啡時，胡適輕輕靠著沙發，問道面前的眾人。

“對於我們中國而言，就是他們手中拿的是算盤而不是武器，他們穿的是上班時的服裝，而不是軍人的作戰服，他們宣傳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福音，而不是傳教的福音、或是槍炮的威脅。我們的新殖民主義者是以亞洲銀行和亞洲經濟復興基金組織為首的捐贈者，但也包括我們派出的大使館、商業銀行和非政府組織人員、商人。他們並不大事聲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