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三處記載看：裴注引《魏書》把屯田的創辦，歸功於曹操本人，未提誰曾向操建議屯田之事。《通鑑》則引用了《魏書》對當時諸軍普遍缺糧的敘述，可是隻字未提操本人原來對興辦屯田有何想法，同《武帝紀》一樣突出棗祗的屯田建議，而只言操從之。我以為《魏書》所引操鑑於“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而積極主張屯田之語，必有所本。從《曹操集》看，操素有“三年耕為九年畜”和“為戰士愛糧”的農戰思想；他自幼熟讀兵書，對足食強兵之道，早有借鑑；且生死攸關的軍食需要也必定使操產生興辦屯田的意圖。操起兵後，屢遭敗衂，兵少糧單，時而因糧盡退軍，時而不得不吃人肉脯，直到建安元年在往迎獻帝途中，仍不得不令士兵食幹椹充飢。因此，操本人不能不產生修農畜糧的強烈要求。故當操破汝穎黃巾時，得到許多耕牛農具，恰恰正是屯田所需，因之在操召集的“大議損益”會議上，棗祗首先提出興辦屯田，正與操意同，於是屯田遂得以創辦。我們知道，一個軍政領導者在有所作為時，往往先召開會議，廣泛聽取群下意見，然後決定取捨。假若先丟擲自己的主張，然後交群下討論，就會挫傷群下主動思維的積極性，也不利於觀察群下的識見和才能。我們講興辦屯田時，既肯定棗祗的首倡之功，同時也要肯定曹操善於借鑑先代良式和擇善而從的識見。

棗祗不僅是曹魏屯田的最早倡議者，也是興辦屯田的領導者，建安元年棗祗在許創辦屯田成功，始廣泛推行於各地。因棗祗對屯田事業貢獻很大，他死後，曹操曾下令嘉獎說：

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伐。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依附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範、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谷，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僦牛輸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雲：“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劃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

此令是有關屯田的第一手資料，在興辦屯田的具體措施上，棗祗力排眾議，確立了最能“豐足軍用”的“分田之術”。由於棗祗功效卓著，故祗死後，操特地下令表揚，充分顯示了棗祗在曹魏屯田中的突出作用。

在執行屯田任務中，任峻和國淵的貢獻也很大。棗祗興辦屯田成功後，曹操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主管屯田事。《三國志》卷16《任峻傳》言“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國淵原為曹操司空掾屬，繼棗祗、任峻之後，典掌屯田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彛Х崾擔�儺站喝襖忠怠薄Ｓ紗絲蠢矗�儻�究帳保�芄芡吞鍤亂檔哪聳槍�ǎ��且醞�嗣撬�檔拇笏九��

對曹操屯田有貢獻的人，還應提到袁渙。《三國志》卷11《袁渙傳》言：

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強”。太祖從之，百姓大悅。

由上可知，剛召募人民屯田時，人民習慣於自耕自食的生產模式，一旦被強迫放置在國有土地上耕作，既疑慮穀物成熟後自己能否得到實惠，也厭惡軍事編制的嚴格束縛，因此便擅自逃亡。不屑說，典農官對待逃亡者的辦法是追捕和懲罰。這樣更加重了屯民的畏懼，甚至出現怠工情緒。袁渙向曹操建議變強迫為自由應募，既可使人民自覺自願地參加屯田，也迫使典農官不敢過分虐待屯田民，從而有利於生產和積聚糧谷。袁渙的建議，得到了曹操的聽從，從而得到了百姓的歡迎。當然，所謂“順行民意”，也只能有限度地作到，但總會有所改善。所以說，曹魏屯田所以能成功，不僅歸功於倡議者和執行者，也應當讚揚使屯田得以順利進行的袁渙。

二、民屯的組織

曹魏屯田原來並無所謂民屯與軍屯之別，近代史家為了敘述和研究的方便，始加以區分。實則，二者很難截然辨別，因二者有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