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的世界中，根本不必為了秩序來敬畏什麼上層貴族。要敬畏，還不如敬畏鬼神，讓人們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種督察之力，有一番報應手段，由此建立秩序。

由於碰撞到了要害，儒家急了。孟子挖苦說，兼愛，也就是把陌生人當作自己父親一樣來愛，那就是否定了父親之為父親，等於禽獸。這種推理，把兼愛推到了禽獸，看來也實在是氣壞了。

墨家也被激怒了，說：如果像儒家一樣把愛分成很多等級，一切都以自我為中心，那麼，總有一天，也能找到殺人的理由。因為有等級的愛最終著眼於等級而不是愛，一旦發生衝突，放棄愛是容易的，而愛的放棄又必然導致仇。

在這個問題上，墨家反覆指出儒家之愛的不徹底。《　非儒　》篇說，在儒家看來，君子打了勝仗就不應該再追敗逃之敵，敵人卸了甲，就不應該再射殺，敵人敗逃的車輛陷入了岔道，還應該幫著去推。這看上去很仁愛，但在墨家看來，本來就不應該有戰爭。如果兩方面都很仁義，打什麼？如果兩方面都很邪惡，救什麼？

《　耕柱　》篇說，墨家告訴儒家，君子不應該鬥來鬥去。儒家說，豬狗還鬥來鬥去呢，何況人？墨家笑了，說，你們儒家怎麼能這樣，講起道理來滿口聖人，做起事情來卻自比豬狗？

作為遙遠的後人，我們可以對儒、墨之間的爭論作幾句簡單評述。在愛的問題上，儒家比較實際，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層層擴大，向外類推，因此也較為可行；墨家比較理想，認為在愛的問題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術，但他們的“兼愛”難於實行。

如果要問我傾向何方，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墨家。雖然難於實行，卻為天下提出了一種純粹的愛的理想。這種理想就像天際的光照，雖不可觸及，卻讓人明亮。儒家的仁愛，由於太講究內外親疏的差別，造成了人際關係的迷宮，直到今天仍難於走出。當然，不徹底的仁愛終究也比沒有仁愛好得多，在漫無邊際的歷史殘忍中，連儒家的仁愛也令人神往。

六

除了“兼愛”問題上的分歧，墨家對儒家的整體生態都有批判。例如，儒家倡導的禮儀過於繁縟隆重，喪葬之時葬物多到像死人搬家一樣，而且居喪三年天天哭泣的規矩也對子女太不公平，又太像表演。儒家倡導的禮樂精神，過於追求琴瑟歌舞，耗費天下太多的心力和時間。

從思維習慣上，墨家批評儒家一心復古，只傳述古人經典而不鼓勵有自己的創作，即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家認為，只有創造新道，才能增益世間之好。在這裡，墨家指出了儒家的一個邏輯弊病。儒家認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才是君子，而成天在折騰自我創新的則是小人。墨家說，你們所遵從的古，也是古人自我創新的成果呀，難道這些古人也是小人，那你們不就在遵從小人了？

墨家還批評儒家“不擊則不鳴”的明哲保身之道，提倡為了天下興利除弊，“擊亦鳴，不擊亦鳴”的勇者責任。

墨家在批評儒家的時候，對儒家常有誤讀，尤其是對“天命”中的“命”，“禮樂”中的“樂”，誤讀得更為明顯。但是，即使在誤讀中，我們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墨家的自身形象。既然站在社會低層大眾的立場上，那麼，對於面對上層社會的秩序理念，確實有一種天然的隔閡。誤讀，太不奇怪了。

更不奇怪的是，上層社會終於排斥了墨家。這種整體態度，倒不是出於誤讀。上層社會不會不知道，連早已看穿一切的莊子，也曾滿懷欽佩地說“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捨也”；連統治者視為圭臬的法家，也承認他們的學說中有不少是“墨者之法”；甚至，連大家都認為經典的《　禮記　》中的“大同”理想，也與墨家的理想最為接近。但是，由於墨家所代表的社會力量是上層社會萬分警惕的，又由於墨家曾經系統地抨擊過儒家，上層社會也就很自然地把它從主流意識形態中區隔出來了。秦漢之後，墨家衰落，歷代文人學士雖然也偶有提起，往往句子不多，評價不高，這種情景一直延續到清後期。俞樾在為孫詒讓《　墨子閒詁　》寫的序言中說：

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註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霾終古矣。

這種歷史命運實在讓人一嘆。但是，情況很快就改變了。一些急欲挽救中國的社會改革家發現，舊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必須改變，而那些數千年來深入民間社會的精神活力則應該調動起來。因此，大家又重新驚喜地發現了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