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這個局面的，是一位來自長江流域的男人。

二

屈原，一出生就沒有踩踏在《　詩經　》的土地上。

中華民族早期在地理環境上的進退和較量，說起來太冗長，我就簡化為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吧。兩條大河，無疑是中華農耕文明的兩條主動脈，但在很長的歷史中，黃河文明的文章要多得多。

無論是那個以黃帝、炎帝為主角並衍生出夏、商、周人始祖的華夏集團，還是那個出現了太皞、少皞、蚩尤、后羿、伯益、皋陶等人的東夷集團，基本上都活動在黃河流域。由此斷言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一點不錯。

長江流域活躍過以伏羲、女媧為代表的苗蠻集團，但在文明的程度和實力上，都無法與華夏集團相抗衡，最終確實也被戰勝了。我們在史籍上見到的堯如何制服南蠻，舜如何更易南方風俗，禹如何完成最後的征戰等等，都說明了黃河文明以強勢統治長江文明的過程。

但是，黃河文明的這種強勢統治，不足以消解長江文明。因為任何文明的底層，都與地理環境、氣候生態、千古風習有關，偉大如堯舜禹也未必更易得了。幸好是這樣，中華文明才沒有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戰火中，走向單調。

自古沉浸在神秘奇譎的漫漫巫風中，長江文明不習慣過於明晰的政論和哲思。它的第一個代表人物不是霸主，不是名將，不是聖賢，而是詩人，是一種必然。

這位詩人不僅出生在長江邊，而且出生在萬里長江最險峻、最神奇、最玄秘、最具有概括力的三峽，更有一種象徵意義。

我多次坐船過三峽，每次都要滿心虔誠地尋找屈原的出生地。我知道，這是自然與人文兩方面經過無數次談判後才找到的一個交集點。

如果說，《　詩經　》曾經把溫煦的民間禮儀化作數百年和聲，慰藉了黃河流域的人倫離亂和世情失落，那麼，屈原的使命就完全不同了。他只是個人，沒有和聲。他一意孤行，拒絕慰藉。他心在九天，不在世情……

他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樣，而每一個不一樣又都與他身邊的江流、腳下的土地有關。

請想一想長江三峽吧，那兒與黃河流域的差別實在太大了。那兒山險路窄，交通不便，很難構成龐大的集體行動和統一話語。那兒樹茂藤密、物產豐裕，任何角落都能滿足一個人的生存需要，因此也就有可能讓他獨晤山水，靜對心靈。那兒雲譎波詭，似仙似幻，很有可能引發神話般的奇思妙想。那裡花開花落，物物有神，很難不讓人顧影自憐、借景騁懷、感物傷情。那裡江流湍急，驚濤拍岸，又容易啟示人們在柔順的外表下志在千里，百折不回。

相比之下，雄渾、蒼茫的黃河流域就沒有那麼多奇麗，那麼多掩蔭，那麼多自足，那麼多個性。因此，從黃河到長江，《　詩經　》式的平原小合唱也就變成了屈原式的懸崖獨吟曲。

如果說，《　詩經　》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那麼，屈原則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人。

於是，我們看到屈原走來了，戴著花冠，佩著長劍，穿著奇特的服裝，掛著精緻的玉佩，臉色高貴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遠。這麼一個模樣出現在諸子百家風塵奔波的黃河流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請注意，這恰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個體形象出現的偉大詩人。《　詩經　》把詩寫在萬家炊煙間，屈原把詩寫在自己的身心上。

其實屈原在從政遊歷的時候也到過黃河流域，甚至還去了百家匯聚的稷下學宮（據我考證，可能是公元前三一一年），那當然不是這副打扮。他當時的身份，是楚國的官吏和文化學者，從目光到姿態都是理性化、群體化、政治化的。稷下學宮裡見到過他的各家學人，也許會覺得這位遠道而來的參訪者風度翩翩，舉手投足十分講究，卻不知道這是長江文明的最重要代表，而且遲早還要以他們無法預料的方式，把更大的範圍也代表了，包括他們在內。

代表的資格無可爭議，因為即使楚國可以爭議，長江可以爭議，政見可以爭議，學派可以爭議，而詩，無可爭議。

三

我一直覺得，很多中國文學史家都從根子上把屈原的事情想岔了。

大家都在惋嘆他的仕途不得志，可惜他在政壇上被排擠，抱怨楚國統治者對他的冷落。這些文學史家忘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如果他在朝廷一直得志，深受君主重用，沒有受到排擠，世界上還會有一個值得每一部中國文學史都闢出專章專節來恭敬敘述的屈原嗎？

中國文化人總喜歡以政治來框範文化，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