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的力量，這樣的結果，顯然是我們任何人都不願意看到的。

市場經濟的歷史傳承

事實上，對於中國而言，民間資本的成長，有著歷史性的傳統；也正是因為如此，任何無視於這一點，嘗試著對民間資本進行打壓的政府，在實際上都代表著一種倒退。

從歷史上看，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經商傳統和習慣的。如古代商朝人就具有明顯的經商傳統。而這也正是他們之所以被稱為“商”的原因。

傳說中商朝的先王亥，曾經親自趕著牛羊，長途跋涉到有易氏的地盤經商，結果被有易氏殺害，從一個側面，這段故事正說明商部落首領已經開始參與和控制商品交換的活動了。而當商朝建立後，隨著商王朝的勢力的逐漸壯大，商王室和奴隸主貴族非但沒有停止經商的行為，反而在更大規模和程度上參與商業活動了。

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為商業或交換提供的產品就越來越多了。這時取得了國家權力的商王和奴隸主貴族，也已不像以往的部落首領那樣，趕著牛羊親自參與交換活動了，他們將交易的具體事務交給了奴隸管家，以及諸如“小臣”之類的官員來進行具體負責。

而當時代進入到商朝末期後，商品交易市場更是得到了迅速發展，商王朝的統治者在營造宮室的同時，也在其中劃出專門的九塊區域，作為商品的交易市場，而那位輔助周武王奪取天下的姜太公，在發跡之前就曾經在肉肆、酒肆上做過生意。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時人們對經商的重視和普遍程度，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而當時代進入到周朝之後，統治者在對遠在衛國的殷民進行教育時，更是在鼓勵他們在專心種植糧食，勤勉地侍奉父輩的同時，不忘牽牛趕車，到遠處的地方去從事貿易。

由此而見，到了西周晚期，商業活動已經深植民心，私人工商業也由此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春秋時代各個諸侯國家的統治者，非但不對工商業的發展進行抑制，反而實行“通商惠工”、“輕關易道、通商利器”的政策，以便坐收物資流通的便利，加快發展自己國家的經濟實力。

事實證明，這樣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成效，當某一個諸侯國的工商業發展得較快時，其國力確實強盛得要比其他諸侯國更快一些，楚國剛剛搬遷到江漢地區時，其國境內還是大片大片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荒野，而當其國境內的工商業迅速崛起的同時，其國都也就成為了南方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了。

民族的自我選擇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轉型期的中國正面臨著國際金融危機過後所帶來的社會動盪，如何能在這一“外患”的條件下處之泰然，很大程度上在於國家能否擁有一套妥善的經營學說。

然而在國家經營這個問題上，所涉及到的是非並不多，涉及到的利害卻不少。

屬於道德範疇的是非立場易於取得一致，但經濟行為中的利益調整，卻多不過是社會各階層的博弈與合作，這種利益的調整本身就決定了衝突與爭論在所難免，所以無論任何時候，我們始終面臨著對諸多的經濟學命題的痛苦思考之中。

在過去的兩千年裡，中國是全世界範圍內，碩果僅存的長期維持中央集權體制的大國，在這樣的文化之下，對於政府的迷信與依賴，對於威權的崇拜已經深入每一箇中國人的骨髓之中，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上至政府，下至民眾，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著一種對權力的強烈慾望，當這種慾望與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時，便會醞釀出一場政府與民眾的利益爭奪。

相對於政府而言，民眾無疑是弱勢的，原因就在於在簽訂社會契約之初，政府已經得到了民眾所賦予的權力。於是，為了保護既得利益，為了保證能夠在經濟活動中扮演一個豐收者的角色，權力就被用度為經濟制度，將各個市場、各個行業乃至於整個經濟框架，都變成了政府利益的尋租場。

於是我們看到，中國經濟在“國有企業應該是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論調中踟躕難行；於是我們看到，以2003年國資委成立為標誌，國家資本突然之間變得異常強大；於是我們看到，國有企業對於山西煤炭企業的收編、山東鋼鐵對於日照鋼鐵的強行併購，看到健力寶、華晨這些熟悉名字在“國有”的名義下黯然退場。

當一個政府以強勢面目介入到經濟活動中來的時候，無疑意味著民眾的悲哀，更是整個國家經濟的悲哀，恰如尋租理論創始者戈登·圖洛克在《特權和尋租的經濟學》中所論述的那樣：

〃在現代國家中，行業創造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