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薩爾瓦多和他幾千名追隨者的死亡。許多國家的政變都和美國等西方國家有關，如1953年中央情報局推翻了伊朗的穆罕默德政權，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權被推翻，1971年伊迪將軍在烏干達推翻了米爾頓政權以及1965年蘇加諾在印尼被趕下臺，所有這些政變都曾受到中央情報局的支援。

如果暗殺失敗或者沒有可以收買的軍官，那麼軍事幹預就是另一種選擇。這種干預有時採取在內戰中尋找代理人的方式，透過恐怖活動和游擊戰相結合來推翻政府或者令人們漸感厭煩。這場折磨人的戰爭最終只能以選舉對手被打敗或談判結束。反對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戰爭就是個典型的例證。另外，美國為了反對莫三比克和安哥拉政府，在南非軍事力量的配合下采取許多行動，不但摧毀了兩個國家的經濟，而且造成成千上萬人喪生。

直接軍事幹預是當形勢極度惡劣時採用的方式，這也是可能導致政權改變的方法。越戰的例子似乎拿這種最不引人注意的方法檢驗了大國的力量。現在由於蘇聯的解體和高科技武器的裝備又把這種方法推向了前臺。在後冷戰時期，美國軍事理論家充分利用了軍事革命所帶來的好處，包括無孔不入的監視技術、網路中心指揮和軍事力量控制技術、精確的供給等，這些措施增強了美國外交政策的自信。正如貝洛克對大英帝國全盛時期對殖民地採取霸權政策的描述：“我們有格林機關槍，而他們卻沒有。”

1992年，喬治·布什政府國防部的副部長，新保守主義者保羅·　沃爾福威茨，陳述了布什主義的“防務規劃指南1994～1999”，這個政策計劃強調了三點：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國的利益將是至高無上的；美國認為需要保護自己的利益時，有先發制人的權力；還有在中東地區，主要目標是保持“對該地區反抗力量的控制”，從而保證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能夠得到該地區的石油。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正是這種言論的體現。切尼，現在是布什主義的擁護者，他在談到1991年海灣戰爭和倒薩的後果時，說道：“我認為美國軍隊介入伊拉克戰爭就像進入泥潭一樣，我們絕不希望以這種方式陷進去。”時代已經變了，在一個未來面臨著石油短缺的世界中，伊拉克石油儲備有著巨大的誘惑。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控制中東作為權力支點、獲取有利的合約和讓步的前景，所有這些都使得美國進行長期干預，而且很難從中抽身，就像格列格·穆特在報告“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中講的那樣。安德魯·J·巴切維奇，一個保守的軍事理論家，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使地緣政治重要性左右搖擺的不是一個而是多個地區；除了自己，傲視其他政治經濟原則的合法性；宣佈已經存在的秩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宣稱在全球展開軍事佈局不是為了自衛而是為了打擊別人，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些都是一個帝國治理國家的行為。”

然而，在1776年，帝國被接受的條件是，它統治下的臣民認為他們可以獲得利益，並且把他們的渴望侷限在統治者可接受的範圍之內。現在，第三世界的權要們有足夠的機會過上第一世界那種富裕生活，但是同時，還有20億人擁擠在城市的貧民窟中，高額負債又阻止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這種環境下，布什政府還叫囂著戰爭不會結束，除非帝國的控制之網得以順利執行。但是，就像安東尼婭在“全球正義運動：抵制之網”中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似乎正下定決心，要努力締造一個民主的世界，來取代全球化，而不是永遠生活在帝國的陰影之下。

【註釋】

①尼爾·弗格森，“歡迎新帝國主義”，《衛報》（Gudian），2001年10月31日。

②斯蒂芬·金澤，《伊朗國王的臣民——美國的妙計及中東恐怖行動的根源》，紐約：Wiley，2003年，第2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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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節：第1章　全球帝國：控制之網（9）

③約翰·珀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舊金山：Berrett…Koehler，2004），第14～15頁。

④納奧米·克萊恩，“貪婪之路”，《地球和郵件》（Globe　ａｎｄ　Mail）（多倫多），2003年9月20日。

⑤《2006世界資料表》，華盛頓人口統計局，2006。

⑥張夏準，《踢走梯子——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文明史是如何一再重寫，為新自由主義尋找藉口的》（劍橋：Cambridge　Uni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