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第二年的1872年，日本脅迫琉球成為其“內藩”，“冊封”琉球國王尚泰為琉球藩王。1873年，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一行來華，以交換中日《修好規條》為幌子，刺探清廷對臺灣主權認識的虛實，副使柳原前光欺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不懂近代西方“主權”理念，言辭間賺得“生番化外，未便窮治”四字，遂曲解臺灣東部“番社”非中國主權所有，於1874年5月由海軍中將西鄉從道為首，以1871年“日本國民（實際上是琉球民眾）”被“生番”殺害為由，率4艘軍艦及陸海軍官兵3600多人，進攻臺灣！

日本侵臺的藉口是“番地無主論”，即將清廷官員所表述的“生番化外，未便窮治”四字，曲解成“番地無主”，非中國領土，故日本可據而有之。

這誠然是詭辯。但日本政府這一詭辯，卻有歷史淵源可以追溯——早在1867年2月，美國商船“流浪者”號在臺灣東海岸洋麵失事，登岸人員為當地“生番”所殺。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WilliainLeGendre）找到閩浙總督衙門交涉，清廷地方官員為了推託責任，即提出了這種看似有理，卻是給自己挖了個大坑的當地土番“非歸王化”的說法。

李仙得當然無法認可清廷地方官的推託之辭，他認為：“兩百年來，中國人在臺灣的活動地區，配合著中國政府施及臺灣的行政權力，由西岸以至東岸，逐步擴張，事實上從未承認生番領有其現住土地的主權，西岸的居民，經常販購生番地區的物產，而生番地區出產的樟腦，且成為臺灣官府的專賣品，不容外人自由採購輸出，違者則嚴行懲治，所謂生番地區不屬中國管轄的說法，實則毫無依據。”

與李仙得直接交涉的福建臺灣鎮總兵劉明燈、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吳大廷，則在針對此事給朝廷的奏摺裡開頭即稱：“（生番之地）鳥道羊腸，箐深林密，自來人跡所罕到，亦版圖所未收。我朝設土牛之禁，嚴出入之防，所以戢兇殘而重人命，用意固深遠也。”

這些深受中國傳統“天下觀”薰陶，而對近代世界“領土主權”概念一無所知的地方官們，自鳴得意地以為自己找到了一條極好的推託事件責任的理由，於是在奏摺裡一廂情願地認為：

“特以人非華民，地非化內，剋日圖功，萬難應手，準理度情，洋人亦當見諒。”

事情最終捅到總理衙門。會商之後，總理衙門並未否定閩浙地方的交涉措辭，但同時也意識到了當中的問題，於是密函指示閩浙各相關官員，特意強調了臺灣“生番”地區的版圖歸屬問題：“告以生番雖非法律能繩，其地究系中國地面，與該國領事等辯論，仍不可露出非中國版圖之說，以致洋人生心”。

在總理衙門的中國傳統政治話語體系裡，臺灣“生番”地區屬於“中國地面”，是中國疆土無疑；“生番”未歸“王化”，中國法律無法管轄“生番”。這兩者是可以並存不悖的，後者並不是對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於近代西方的“領土主權宣告”，後者則是基於傳統中國的“天下觀”。

在中國傳統的“天下觀”體系中，總綱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歷代中央王朝自視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輻射，依照“開化”程度的不同，存在著不同的層級。依次包括：世居其地，為國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門戶、納貢稱臣的四裔藩屬；藩屬之外，則是未知之地。其經典描述則是：中國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國與夷蠻戎狄五方之民共為“天下”、同居“四海”。這種“天下觀”裡沒有具體的領土主權界限，一切視“文明開化”程度而定。

1683年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後，其“理番”政策始終基於這種“天下觀”理念——臺灣全島雖屬版圖之內，但其民眾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劃分為民、番兩級；“番”又分兩種：“其深居內山未服教化者為生番”；“其雜居平地，遵法服役者為熟番。”前者屬於“化外”，後者則須納“番餉”，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轉化。

第二百一十五章棘手生番

這種編民——熟番——生番的分類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來的“化外”、“化內”的政治話語體系，所依據的都是中國傳統的教化禮儀所及的程度與界限，而與疆界無關。故而，在清廷看來，將臺灣東部“番地”描述成“未歸王化”、“生番化外”，並無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鑑的“成功交涉”。

但美國領事李仙得卻無法“見諒”。他根本理解不了清廷官員的“天下觀”，只能將“（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