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要健康長壽，中年人要健康拼搏，青少年要健康成長，無疑，每一個人都需要“健康”。有了健康，才會有其他的名譽、地位、財富之說，人的價值才可以無限大；失去了健康，其他的一切便都毫無意義了。

人們在用這樣的話說服自己，也反覆用同樣的話勸勉朋友。一個簡單的比喻便說明了一個深奧的哲理，沒有人對這種說法提出疑義，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可惜的是，這個真理往往變成了人們茶餘飯後閒聊時的慨嘆，一旦投入到忙碌的現實生活中，便統統拋諸腦後了。

在我年輕的時候，剛剛走出學校的大門，在邊疆地區的土炕上，與當地的幹部、與廣大貧下中農一起，一遍又一遍地讀著河南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同志感人肺腑的事蹟，動情地聲淚俱下。一名平凡的、非凡的英雄形象，高高地矗立在我的面前。“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幾十年來，焦裕祿同志親民、忠誠、剛毅的品格，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真可謂“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

“焦裕祿，好人啊！”我對這名好人的崇敬是永恆的。

隨著閱歷的增長，我對他的“怨”也逐漸加深：千不該，萬不該，你不該如此不愛惜自己的身體，為什麼非要抱病堅持工作？

當一場大火燒起來的時候，當一次大水肆虐的時候，當一場戰鬥搏殺的時候，當一次礦難搶救的時候，往往都有英雄獻身，突發事件激起他們體內不可控制的潛能，最後長眠於自己堅守的崗位上……如同我們的聖母女媧，為著補天而氣血耗盡、身心交瘁，倒下的身軀化作山巒，其臂高舉，仍作補天之狀。

而改變蘭考的窮苦面貌，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設若焦裕祿同志不要把革命當作“拼命”，在發現自己患病之後，能珍惜自己的健康，將工作安排給他的戰友，安心治療等待康復，然後再重返崗位，不僅是他個人的幸福，簡直是蘭考之幸、河南之幸、民族之幸！

那些憂國憂民、殫思竭慮、無私奉獻的人們，請聽我說，健康真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們的民族在經受了一次“文化大革命”之後，從噩夢中醒來，政治的春天來到了，科學的春天也到了！我們這些戴著紅領巾和團徽長大的中年知識分子，報國有門，全然煥發了青春，將多年以來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仇恨、報國無門的惆悵、挫折厄運帶來的痛苦，統統化作“跟著黨中央、努力奔四化”的信心和力量，在各自的崗位上拼搏、拼搏、再拼搏，奉獻、奉獻、再奉獻，與此同時各種媒體也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報道中年知識分子不幸英年早逝的噩耗。

當時真苦啊！我們自編了一段順口溜聊以自嘲：“中年好，中年好，幹得多，掙得少。上有老，下有小，沒有錢，兩口吵，解決不了找領導，領導直誇好、好、好，得到鼓勵繼續跑！”

當時中年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當屬陳景潤了。他身心交瘁地探索著數學領域的哥德巴赫猜想，試圖為我們的民族、為科學去摘取數學皇冠上的鑽石，終於對“1＋2”進行翔實證明，被稱為“陳氏定理”。

遺憾的是，陳景潤這個世界頂級的大數學家，在健康知識方面卻是一個“文盲”，他過分透支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試想，不要說長壽了，就是陳景潤只活到中國人壽齡的平均值，我想他也一定能解開哥德巴赫猜想的“1＋1”命題。

那些勤奮刻苦、兢兢業業的工作的狂人們，請聽我說，健康真好！

最近幾年，我試圖將演講口才術、企業策劃術、做人處事術和智力開發術融為一體，為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安魂”，建立起獨特的企業文化，並且擔任了一些企業的顧問，與企業家們有了較多的接觸。

我驚奇地發現，被世人羨慕的許多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幸福。有些人年紀輕輕的便百病纏身，財富和健康，在他們身上不是和諧而是失衡！

我在浙江溫州出差，聽到大富翁王均瑤英年病逝的訊息，著實在企業家中引起強烈震動和反思。但時過境遷，在激烈的競爭之中，依然是空中飛人、晝夜顛倒、酒精自殘……

那些既為著自己又為著社會創造著財富，真正稱得起“精明”的企業家們，請聽我說，健康真好！

我再講一段刻骨銘心、魂牽夢縈的經歷吧。

20世紀80年代，曲嘯曾以一場《心底無私天地寬》的演講震撼了社會，影響了一代青年。曲嘯是我多年行同車、講同臺的親密夥伴和朋友。

1990年5月6日深夜，我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