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汪，情況有點不對啊。”

定南省計委的主任辦公室裡，談國樑皺著眉頭向剛剛從京城回來的汪錦勝說道：

“我們找了十幾家媒體，讓他們吹吹風，想給國家計委那邊施加點壓力。可現在看起來，這風向好像轉了，衝著咱們這邊過來了。”

汪錦勝也是一臉苦相，嘆息道：“誰說不是啊。前兩天，我去見王振斌，他還是蔫蔫的，跟我強調了一大堆客觀理由，看那意思差不多就是準備鬆口了。看起來，和州電廠的事情給他們造成的壓力還是挺大的。可大前天我再去見他的時候，他的態度又變回來了，說是現在輿論說法不一，他們國家計委在這個時候不便輕易表態，還說這是他們大主任的意思。”

“這是有人在攪局啊。”談國樑道，“原本輿論是一邊倒的，就是質疑那些人成天嘴裡掛著什麼自主創新唱高調的事情。可後來幾家報紙摻和進來，說什麼不能因噎廢食，外國的月亮也不一定都是圓的，搞得說法又亂了。”

汪錦勝道：“最狠的是浦江晨報，也不知道抽了什麼瘋，一口氣發了五篇記者專訪，專門報那些進口裝備出故障的事情。尤其是最近的兩篇，寫的都是咱們定南省的事，什麼黎州港進口起重機大梁折斷的事情，什麼羅鳳鋼鐵廠進口煉焦爐故障8個月未能排除的事情，這特喵就是存心找咱們的麻煩嘛。”

汪錦勝不提還罷，一提起浦江晨報，談國樑就氣不打一處來，他拿起桌上的一份報紙，氣乎乎地說道：“你說的那幾篇文章我都看了，你看看，這報紙不就在這嗎？我讀一段給你聽聽：‘我們不禁要問，在洋人那裡吃過這麼多虧的定南省官員，為什麼依然對洋裝置情有獨鍾。國產裝置出一次故障，甚至原因都沒有搞清楚，他們就丟擲了所謂國產裝置不可靠的定論。而他們進口的洋裝置趴窩8個月，他們連向外商索賠的勇氣都沒有，這是對國家和人民的財產負責，還是跪久了不習慣站起來呢？’我特喵的，這個記者是吃錯藥了，咱們定南招他惹他了，憑什麼說咱們就是跪久了不習慣站起來？”

汪錦勝道：“現在這句話都成了流行語了，好幾家報紙都引用了這句話。我在京城的時候，碰到好幾個兄弟省的同志，他們一見我就拿這個跟我開玩笑呢。”

談國樑道：“這個浦江晨報，還有這個記者杜曉逸，你瞭解過沒有，到底是怎麼回事？”

汪錦勝點點頭，道：“我找人瞭解過了，浦江晨報有幾個大廣告客戶，都是搞製造業的，所以態度上一向都比較激進，上一次炒作咱們招標的事情，他們也發過評論的。至於這個杜曉逸，聽說是個小丫頭，東北一個什麼學校新聞系畢業的，後來在浦江大學讀了研究生，剛剛分配到浦江晨報工作，正想出點風頭呢。”

“居然是個女記者，現在女記者也都這麼生猛了嗎？”談國樑無語了。

就在談國樑和汪錦勝感慨於女記者的生猛之時，馮嘯辰的小姨子，浦江晨報記者杜曉逸正拿著她的採訪本，走進了沙亭電廠籌備處的辦公樓。

杜曉迪以初中學歷考上了京城工業大學的研究生，給家裡的弟弟妹妹都帶了一個好頭。弟弟杜曉遠中專畢業之後，又拿下了一個電視大學的本科畢業證書，目前已經進了通原市的一家政府機構，當上了公務員。妹妹杜曉逸在高三那年發了狠，最終考取了松江省內的一所大學，本科畢業後又考取了浦江大學新聞系的研究生。這姑娘生性活潑好動，喜歡做點有挑戰性的事情，研究生畢業時，她原本有機會進大媒體，卻偏偏選擇了剛剛從大報中獨立出來的浦江晨報，當了一名跑社會新聞的記者。

90年代初的中國，正是新聞出版業蓬勃發展的初期，各種各樣的媒體、出版物競相登場，屬於一個魚龍混雜的時代。有些媒體打著“法制報道”的名目，所有的新聞都瞄準了下三路，以“大膽勁爆”為賣點；有的則以娛樂花邊見長，靠著炒作名星是非爭奪眼球。

杜曉逸進的這家浦江晨報，屬於另外一種型別，也就是剛剛崛起的以輿論監督為已任的社會媒體。這類媒體關注社會熱點，敢於說一些傳統大媒體不敢說或者不便說的話題，行文頗為辛辣，讓人覺得耳目一新、痛快淋漓，因此很受百姓的歡迎。再往後，這些媒體又出現了分化，一些媒體走向了靠炒作社會輿論收取保護費的道路，一些媒體在價值觀上出現了嬗變，以挑撥社會矛盾為己任，也曾因此而猖獗一時。

浦江晨報的情況還比較好，總編輯景文傑是原來那家大報的社會部主任，下放當過知青，進過工廠，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能力極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