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初相比（當時共和國的政府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60％左右，國民工資性收入僅佔30％多），40年代時，共和國已經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健全的社會保障體制，政府收入中的大部分都以二次分配的方式，即以公共福利的方式返還給了納稅人，比如在2041年的財政開支中，公共養老、公共醫療、公共教育這“三公”預算就多達50萬億元，約佔政府總開支的40％，如果算上用在科研、賑災等方面的開支，公共支出佔了大約55％。但是從經濟學上講，二次分配的意義遠沒有一次分配明顯，必然會對經濟發展造成影響。更重要的是，共和國是一個幅員超過1000萬平方千米，人口10億的超級大國，根本不可能像北歐國家那樣，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福利社會。對共和國來說，加強市場體制才是強國的正途，因此政府必須降低對經濟的影響，也就是減輕賦稅，讓民眾能夠獲得更多的勞動成果，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當經濟出問題的時候，就很難透過行政手段解決了。

或者說，行政手段只能延遲經濟危機的到來，而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危機。

正是如此，在共和國與美國於2050年左右紛紛加大軍費投入，並且擴大財政赤字的時候，就有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兩個超級大國是在變著花樣推行“凱恩斯主義”，即透過赤字開支促使貨幣貶值，由貨幣貶值拉動通貨膨脹，再由通貨膨脹來推動社會消費。當然，為了使這一系列的政策產生效果，還得透過擴大軍火生產、提高軍人福利、加強軍事科研等方式把錢送入消費市場，讓民眾有錢可用。到底是提高軍人福利、還是擴大軍火生產，就得看政府是在為誰服務了。用幾家歐洲新聞媒體的話來說，擴大軍火生產，實際上是把錢送給了軍火利益集團，雖然這能幫助軍火產業工人提高收入，但是真正的獲益者不是普通大眾，而是少數資本家，而且這麼走下去，只會使經濟環境進一步惡化，導致國家最終不得不依靠戰爭來消耗剩餘物資。提高軍人福利產生的效果則截然相反，真正的獲益者是軍人、以及在軍人身後的廣大普通大眾，而且會將政府投入直接轉化為消費動力，使社會經濟逐漸向好，最終擺脫危機。

因為任何一個政府都不可能採用一種辦法，所以只能由倚重來判斷政府的政策。

由此可見，共和國當局一直在努力解決經濟問題，並且希望由此阻止戰爭。與共和國當局相比，美國聯邦政府似乎更加希望用戰爭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延遲經濟危機，為世界多創造幾十年的和平。

當然，從長遠上來看，戰爭不可避免。

如果從長遠來看，共和國當局立足於打大仗與狠仗，並不指望在戰爭初期一舉打垮對手，從一開始就做好了持久消耗戰的心理準備。與共和國的情況恰恰相反，美國當局的做法只能說明，美國的利益集團對美國的信心不足，希望在戰爭初期獲得絕對優勢，一舉打垮共和國，迅速取勝。

客觀的講，這也是雙方無法迴避的問題。

不管怎麼說，作為一位成功的商人，以及曾經管理過擁有幾十萬員工的全球第一大企業的商界領袖，藺慕勳不可能不知道，正是共和國的基本情況，特別是基本政治環境與基本經濟情況，讓共和國當局沒有從一開始就拼盡全力做戰爭準備，而是為和平留下了最後一絲希望，並且為之做出了努力。

直接結果就是，到2055年初，共和國的戰爭準備並不充分。

如此一來，在全世界都認為共和國將主動挑起戰爭的時候，顏靖宇與裴承毅才不得不給全體代表大會的主要代表做思想工作，讓這些渴望戰爭、或者說渴望從戰爭中獲得好處的代表們能夠高抬貴手。

同樣的原因，藺慕勳沒有站到顏靖宇與裴承毅的對立面上去。

從某種意義上講，藺慕勳要求裴承毅提供戰爭計劃，不是在為難裴承毅，而是在為國家考慮。不管怎麼說，作為軍事委員會主席，藺慕勳的首要效忠物件不是住在元首府與副元首官邸的中央政府領導人，而是全體代表大會的所有代表，以及選出這些代表的民眾。雖然藺慕勳相信以裴承毅的才能，以及共和國國防部的能人志士，不可能搞不出一套完善的、能夠讓人看著舒服的戰爭計劃，但是在看到這樣的戰爭計劃之前，藺慕勳必須先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並且多留一個心思。

可以說，藺慕勳代表的，也正是共和國新一代政治家的基本價值觀念。

在20年前，也就是王元慶的時代，還真沒有幾個代表懷疑過王元慶的決策，在絕大部分時候，全體代表大會實際上就是一個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