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措施有不錯的效果。拿技術封鎖來說，雖然美國一直限制向共和國輸出尖端技術，但是每當共和國在某一科研領域快要取得突破的時候，美國就會放寬限制，甚至取消限制，以“技術傾銷”的方式來限制共和國的自主研發，從而讓共和國始終無法在關鍵科技領域取得突破。

在2015年之後，美國的這些措施就沒有用了。仍然拿技術封鎖來說，雖然美國在數年內數次提高技術壁壘，到最極端的時候，甚至連一些即將被淘汰的工業生產技術也禁止出售給共和國，比如在2017年，美國國會就否決了英特爾公司在共和國開辦0。09奈米半導體生產線的合作協議。

但是這種極端的封鎖措施反而給了共和國民族企業更大的發展空間，也迫使共和國政府在保護智慧財產權、基礎科研、技術開發等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與資源，從而促使共和國的總體科技水平迅速提高。短短10年後，到2025年的時候，除了在與電力革命有關的領域超越了美國之外，共和國還在其他大約70％的領域接近了美國，在另外30％領域內的差距也縮短到了5年左右。用一位一直主張與共和國合作、而不是與共和國對抗的民主黨參議員的話來說，可以低估共和國的國力，但是絕不能低估中華民族的生命力，作為已經在地球上生存了數千年的中華民族，最不缺乏的就是在困境中的韌性，以及在逆境中勃發向上的拼搏精神。

半島戰爭的慘敗，讓美國的社會精英認識到了問題，對華政策也由“封堵”變成“捧殺”。用當時比較流行的話來說，美國要做的，只是趕著共和國不斷加速奔跑，最終讓共和國倒在賽道上。接下來10年內發生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美國奉行“捧殺“政策的結果，不管是日本戰爭、還是印度戰爭，美國的態度多是不參與。顯然，美國的“捧殺”政策仍然沒有能夠收到足夠好的效果，至少沒能讓“共和國”號戰車在減速前翻車，反而讓美國損失了兩個精心扶持的盟國。

可以說，從2015年的第四次印巴戰爭到2035年的印度戰爭，美國在圍剿共和國的時候所遭受的一系列慘敗，讓美國的社會精英不得不反思。前面已經提到，美國國會參議院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機構，參議員更是可以無限期連任，所以有很多參議員經歷了美國在2015年到2035年期間遭受的慘敗。2044年初，100名參議員中，有31名參議員在2015年之前就進入了參議院，其中27人從未離開過。也就是說，也大約30％的參議員經歷了被美國人稱為“失去的二十年”之間的所有事情。

面對兩份等同於出賣土耳其與以色列的停戰協議，這些參議員的態度可想而知。

當然，在美國參議院中，也有不少“新興貴族”。事實上，大部分參議員都是思想更加開明的新一代美國社會精英。如同很多人跟不上美國社會轉型一樣，在大變革的時代，自然會有某些人能夠從社會轉型中獲得好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標榜“新自由主義”的共和黨反而更加保守。

當然，“新自由主義”實際上就是換了個名稱的“保守主義”。在美國兩大政黨中，共和黨的政治傾向一直比較保守，反而是民主黨比較開明。

正是如此，在兩份停戰協議遇到阻撓的時候，洛布林夫人不得不向民主黨議員求助。

這個時候，民主黨參議員做出的選擇，正好體現了美國社會轉型產生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在2012年到2040年的28年間，民主黨執政20年，僅僅輸掉了2次大選，關鍵就是民主黨較為開放的政治傾向更能適應大變革時代，也更能維護美國的利益。可以說，如果不是韋斯特伍德與布蘭迪諾在大蕭條期間穩住了美國經濟，並且在大蕭條之後採取了正確的經濟發展政策，讓美國經濟在2040年之前就進入了高速車道，恐怕共和黨很難在2040年的大選中擊敗民主黨。

當然，輸掉總統寶座，不等於輸掉了整個政治影響力。

因為美國社會在“擴張”與“收縮”的問題上分歧嚴重，所以在2040年的大選中，民主黨並沒慘敗，八成以上的傳統選取仍然支援民主黨。即便到了2042年，民主黨在中期大選中惜敗，其影響力也非常巨大。如果考慮到共和黨記憶體在的嚴重分歧，那麼在美國國會兩院中，民主黨議員就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共和黨總統向民主黨議員求援，也許是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最大諷刺。

用CNN的評論來說，在洛布林夫人向民主黨參議員發出請求的時候，美國的政治局勢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