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和*展開了一場爭奪戰。

在70年代，相對於禁閉的臺北，香港是兩岸之間地理最逼近、資訊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論卻最自由的地區；作為中國*後門的香港，也是觀察家、*家、記者、間諜最理想的看臺。由於靠近大陸，不論政治觀念還是學術研究，香港都會受內地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影響。那裡不僅英語和粵語並行，西方和東方交匯，而且左派和右派對立。

余光中去香港以前，旅美的夏志清在信裡就向余光中提出警告，說那裡的左報左刊不歡迎他，精神不會愉快起來。余光中回信說，自己對被罵一事早有訓練，耳皮早磨厚了。果然來香港不久，一陣排炮自左面轟來。其原因在於余光中的直言一直不悅左耳：他對“*”的做法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抵制和批判，這充分反映在他的一些詩文中，如《夢魘》、《北望》、《故鄉的來信》、《小紅書》等。針對大陸的陰暗面進行批判難免遭受誤解——認為余光中在臺灣“*”，到香港仍不改其本性，一些自稱左派的人便把火藥的目標指向他們心目中的這位“右派”，其文字至少有十萬字之多。

香港有一個以政論性著稱的刊物叫《盤古》，創刊於1967年。它的許多文章表現了對中國政治的關心和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進入70年代，《盤古》受保衛釣魚島運動的衝擊，編輯路線急劇地左傾。如1972年1月25日出版的《盤古》，在相當於社論的《盤古之聲》中，發表了《向本港牛鬼蛇神宣戰》，用大陸紅衛兵的做法橫掃一切不同觀點的文化人。余光中早已被列入他們的“牛鬼蛇神”的名冊，因而該刊組織了數次“余光中是愛國詩人嗎”的討論。他們除刊登本地作者文章外，還轉載海外的文章。譬如1975年10月25日出版的86、87期合刊號，共轉載了來自不同地區代表三種觀點和立場的文章：

第一篇是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出身的程石泉的《論臺灣的某些新詩》，其立場是親臺的：

當我們讀到余光中的《鄉愁》四韻，但見一行行美麗的辭藻，在字裡行間中國民族意識一點都沒有，為解救在大陸上同胞苦難的意願絲毫不存在，但聽到他在歌唱“路長腿短/條條大路是死巷/每次坐在世界的盡頭”（《盲丐》）。他在他的《鄉愁》裡曾經說道“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但是這位大詩人竟是如此的含蓄，不肯透露半點訊息，為什麼“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而他的鄉愁不過是“一枚小小的郵票”、“一張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墳墓”、“一灣淺淺的海峽”。詩人真是一位超越主義者。他超越乎政治，他超越乎民族，他超越乎地球，他超越乎太陽系統，他超越乎宇宙……

余光中（10）

《盤古》認為，“這篇文章對臺灣現代派詩和現代詩的批判比較搔到癢處”。其實，這是從政治出發的評論。作者嫌余光中不夠“*”，要餘在鄉愁詩中加進所謂“解救大陸同胞苦難”的內容，還嫌余光中在詩中沒有說清為什麼會“大陸在那頭”。看來，批判者對詩一竅不通，他用政論的寫法要求詩，對“郵票”、“船票”、“墳墓”、“海峽”這四種絕妙的意象，如此貼切地表達了離鄉、漂泊、訣別和望歸而不能歸的離愁別恨，將抽象的“鄉愁”真切、生動地呈現出來的妙處不能理解，更不會欣賞。由此可見，不是余光中“超越乎政治”，而是批判者太熱衷於政治；不是余光中超越民族，而是這位洋博士錯誤地認為大陸同胞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樣，他認為余光中不愛國，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篇為來自紐約、署名谷若虛的《創造海外華文的新文藝》，屬中間派觀點——其實，就批判火力來說，一點也不“中間”，如該文要求海外作家起來批判不健康的資產階級文化，如商業主義、享樂主義、科學主義等。作者以余光中為靶子，指責“像余光中這種極度崇美崇洋的文化人，當他所崇拜的文化走向沒落死亡而對祖國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卻又一無所知，甚至採取敵視態度時，心裡自然而然就會產生一種無可奈何的失落感和無根感。因此，這種無根感和失落感，基本上是由於中國小資階級寄生於沒落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化而產生的。如果能擺脫這種寄生關係，我們將立即可以發現一片廣闊無垠的文藝創作領域”。這裡說的“社會主義的新文化”，是指鬥批改、上山下鄉之類，余光中不願意瞭解並且不讚美而採取“敵視態度”，有何不可？作者批余光中用的是大陸流行的大批判詞彙，因而此文所期望的以大陸樣板戲為榜樣的“海外華人新文藝”，歷史已證明不可取。

第三篇為香港有名的左派作家絲韋即羅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