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澄清的作用。　。。

林海音（4）

夏府客廳：民間文壇的聚會

60年代的臺灣，有官方文壇與民間文壇之分。這是臺灣政治尖銳對立、省籍情結複雜化的結果。林海音編的《純文學》，屬民間文壇的一塊重要園地。她和夏承楹所組成的夏府客廳，更是張道藩所領導的“中國文藝協會”外的另一個文藝中心。這一“中心”的形成，與林海音的熱情豪放、喜交天下朋友的性格有一定的關係。她嚮往熱鬧的生活，樂意幫助朋友，敞開大門歡迎五湖四海的文人到她家做客。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主流作家或非主流作家、文學新人或文壇前輩、男作家或女作家，只要到了林海音的客廳，都會在這位“資深美女”的可親笑容中找到位置。就是國民黨的官方作家，來到夏府同樣會被熱情的女主人所感化，在鬧中取靜的環境中不打官腔。這些人用過林海音做的涮羊肉之後，常常不拘小節，置身於藤椅上，把腿伸得長長的。在愛吃能玩、更愛朋友的女主人營造的自由寬鬆氣氛中，聊天的來客自然不會受“*令”的束縛。如為出版喜樂先生的《喜樂畫北平》所組織的“京味兒之夜”，還有專門以本省作家為主的“臺語片”的聚會，就是談天說地沒有禁忌的最好例子。這就難怪美麗而充滿活力的林海音，每次請客就像寫文章那樣精心構思：從邀請名單到菜譜，從朗誦作品到攝影留念，均苦心經營，使大家到了這裡少談政治多談藝術。在來客留言簿上常看到齊邦媛、羅蘭、琦君、王文興、余光中、隱地、楊牧及其他省籍作家的名字，由此窺見小圈子傾向的破除。

難怪有人說：林海音的客廳，“就是臺灣的半個文壇”11。這文壇，顯然是各種派別的無序組合。嚮往自由而更討厭規範的海外作家，到這裡都有賓至如歸之感，以至感嘆好像只有到了夏府的客廳，參加林派的聚會，“才像回到了臺灣，向文壇報了到”12。

《純文學》受政治大禍牽累停刊

在“*抗俄”的年代裡，信奉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林海音，所高揚的是“純文學”旗幟和創作自由論，這在客觀上正好與政治掛帥的“三*義文學”觀相對峙。在林海音主持下的《純文學》，讓一篇又一篇政治不掛帥而文學形式純正的作品登場，甚至採用日本左派三島由紀夫的評論《結合劇作家的才能與小說家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戰鬥文藝”的對立形態和文壇的補充力量出現的。不管當時創辦者對《純文學》刊名作何種解釋，可“純文學”一詞正是對政治壓迫文學的一種反抗，其潛臺詞是認為*文藝受政治支配，常常有“戰鬥”而無“文藝”，不算純正的文學。以這樣的文學觀念編出來的雜誌，自然與主流文學呈不同風貌，這就難為官方所容。就像當年林海音參與編輯的《文星》被當局所*一樣，《純文學》在官方控制的園地裡也顯得異常刺目，有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質詢時就曾造謠，說“林海音當年編的《文星》雜誌是美國人出資辦的，現在又是美國人出資辦《純文學》月刊”13。

《純文學》後來停刊，和銷路打不開、一直虧老本有極大的關係，但白色恐怖的肅殺氣氛，才是促成《純文學》之花凋謝的真正原因。這一點均為《林海音傳》及其他回憶文章所忽略。據一度成為臺灣作家卻不寫“戰鬥文學”的“自由派”文人——即香港版《純文學》主編王敬羲寫的紀念林海音的文章中說，《純文學》的終止“是受一宗政治大案的牽累。主持人為了避禍，不惜‘自廢武功’，最後停了刊”——

這要從李荊蓀案談起。60年代在臺灣，是白色恐怖獗獗逼人的時期。文化人朝不保夕，被捕入獄者多不勝數，柏楊、李敖之外，還有崔小萍（傳媒人）、陳映真（小說家）等。而到了李荊蓀被捕（1972），也就達到了最高峰，因為李荊蓀是著名報人（《大華晚報》的總主筆）。我記得在李荊蓀被捕之後不久，1983年11月我因事到了臺北，住在館前路的中國大飯店。一天早晨電話突然響了起來，接聽時發現是林海音的夫君何凡帶著萬分緊張的聲音：“王敬羲，我必須現在來酒店一趟，和你見面談！”當我們約好在酒店的頂樓的咖啡廳見面後，他立刻結束通話了電話。何凡在北京長大，講一口京片子，平時給朋友的感覺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那天的緊張談吐，殊非尋常，令我意識到有事發生了。果然，半小時後就見何凡從咖啡廳的門口匆匆走進來。他戴著大近視眼鏡，神色嚴肅，坐在身後，還左顧右盼了一陣子。我為他叫了飲料，他開始說：“王敬羲，林海音有話跟你談。我來替她說。”

他的緊張傳染了我，我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