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定事過之後必定有人要跳出來加以反對。事實證明了他的預見，就在冊封鄭貴妃的當天，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即上疏，給他正在熱血沸騰的心中潑了一瓢冷水。

還在常洵出生以前，首輔申時行就曾建議萬曆早立太子。但萬曆皇帝不願把自己不喜歡的女人生的兒子立為帝位的合法繼承人，便以皇長子年齡尚小為藉口推託過去。常洛五歲時，王恭妃還未受封，而常洵剛剛出生，鄭貴妃即獲殊寵，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們懷疑萬曆要廢長立幼。他們不願因這事讓步而被記入史冊，讓後世覺得朝中無忠君愛國之人。

姜應麟在疏中用的言辭極為尖銳而沉重：“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請收回成命，先封王恭妃為‘皇貴妃’，而後及於鄭妃。則理即不違，情即不廢。”

姜應麟無非是希望萬曆能收回成命，名義上說先封王恭妃，而實際則是要萬曆封皇長子為太子。萬曆在處理此事時，再次體現了他的性格：懦弱使得他既想保住既得成果，又想叫群臣承認他所作所為是公平合理的。所以他在接到姜應麟的上疏之後，煞有介事地勃然大怒，氣沖沖地召集身邊的宦官，似發火又似解釋般地恨恨說道：“冊封貴妃，初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邊說邊用手不斷地敲擊書案。宦官們出於對皇上身體的考慮，不斷地叩頭求他息怒。萬曆覺得他的苦心得到了宦官的理解，但還是降下旨意說：鄭貴妃之所以特加殊封，只是由於她敬奉勤勞，此事與立皇儲毫無關係。立儲自有長幼之分，姜應麟疑朕有私心，應降處極邊。

臣僚在幕後勾心鬥角，但唯其在這件事情上卻顯得齊心協力。這不只是由於“明臣好諍”的緣故，按照他們的思維方式認為，太子的設立關係到國家的根本利益。姜應麟為立皇儲一事受到貶謫，居然無人出來替他鳴冤叫屈，這對於食國家俸祿的大臣們來說是極不光彩的。他們飽讀史書，深知禮教，自然知道這件事應當如何來做。

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姜應麟之後再次上疏指責此事，其結果是一併獲罪。接著又有南北兩京數十人上疏申救。萬曆對此雖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卻極其惱火。四百年後，明史研究學者黃仁宇先生在論述萬曆這一時期的生活和政見時，曾有過獨特的見地：作為萬曆皇帝，他對於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預感到難以忍受，覺得這如同把金銀首飾、玉器古玩賞賜給一個自已喜歡的人，別人無權干涉。而此時的臣僚對萬曆皇帝的作為越來越“出格”，感到同樣困惑：貴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樣感情用事，為所欲為呢？像歷朝大臣一樣，他們總是把希望寄託在一個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緊的就是那個“好皇帝”是他們輔佐之人。這樣，他們獲得賞賜時，不管是官階或者財物，都會隨著皇帝的聲望而提高欣賞之物的價值。張居正改革社會的試驗和培養皇帝的努力，雖然以身敗名裂而告終，但大臣中仍不乏繼續奮鬥者，他們尤其不願看到萬曆被一個女人“勾引”而誤國誤民。

自從冊封鄭貴妃為皇貴妃引起群臣幾乎一致的反對以來，萬曆對臨朝聽政十分厭惡。這時候，慈聖太后已經在慈寧宮中安度晚年，五更時分不再到萬曆住所呼喊“帝起”並攜之登輦上朝了。張居正已死，馮保被貶，那位被稱為“和事佬”的當權者首輔申時行，抱著萬曆有朝一日自會覺悟的幻想，對皇帝一再遷就。這樣，萬曆皇帝在那些國色天香、銷魂蕩魄的六宮佳麗與板著面孔吹毛求疵的大臣之間，選擇了前者。只有置身其中，他才能感到片刻寧靜與歡樂。尤其是在那位體態嬌柔、情投意合的鄭貴妃面前，他才感到作為一個人的真實存在。

既然大臣敢放膽抨擊萬曆隱私，那麼皇帝身邊的宦官也就不再為向外廷傳遞一些秘聞而感到忐忑不安。隨著萬曆皇帝日常生活放縱的訊息不斷傳出，加上皇帝不時以“頭眩”為由不舉行早朝，那些虎視眈眈糾偏的大臣又發起新的一輪“攻擊”。

禮部尚書洪乃春首先上疏道：前些時候就聽到傳言，說陛下由於騎馬被摔下來傷了額頭而託辭“頭眩”不舉行早期。如果真是如此，以一時的快樂，而忽視了對安全的考慮，為患尚淺。但如果是陛下所說的“頭暈目眩”危險可就大了。“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為患更深”。洪乃春這些話語，已經不像是一個大臣在勸諫皇上，倒像是一個長輩在訓斥一個不肖子孫。更令萬曆怒髮衝冠的是，洪乃春居然敢把自己不舉行早朝一事的原因，歸結到貪戀女色上，如此張揚，讓他如何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