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嗎？

這就是小生產者跳不出小農意識的悲劇，自然經濟，靠天吃飯，在播種時的春天，未必能預見到收穫的秋天，正是出於難以把握的生產規律，所以，農民只能有短期行為，而無遠大目光，這就是他們迫不及待的天性由來。元載將八百石胡椒藏在地窖裡，與現在從家中起出成箱的茅臺而不喝的貪官一樣，完全出於小農的本性。

龍顏大怒，元載賜死，胡椒自然充公。可想而知，無非是從元載的府邸，搬運到皇家的庫房裡，在全社會受到儒家重農輕商傳統的制約下，政府和哪個機關，絕不會成立一個貿易進出口公司，或者調味品開發集團，使每一粒胡椒起到資本作用的。士農工商，商排在老末，有些人，清高到不但恥於談商，甚至連錢這個字，也不能從嘴裡說出來。所以，這批胡椒的命運，會照舊堆放著，任其變質，最後成為垃圾罷了。

絲綢之路促進唐代商業活動的發達，是毫無疑義的。首都長安，這個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城市，面積約八十多平方公里，人口達百萬，居民以坊為單位，全城共百餘坊，但只有東西兩市，可憐巴巴的四個坊從事商貿活動。所以，如此不發達的商業行為，怎麼能使唐代社會的財富形態，從自然經濟進入商業流通或是更進一步的資本運作。

姑且不管元載是如何得來這些舶來品，即或是巧奪豪取又何妨？在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階段，又有哪塊銀幣會是乾淨的呢？只要能促進商業的繁榮，市場的興旺，也還有一點進步意義。問題在於他的腦海裡，從來不曾出現過要使這批物資成為商品，成為資本，使它增值的想法或念頭。從這個人身上的農民本質，看出整個社會的輕商思想。中國長達五千年之久，未能改變農業經濟的落後狀態，一步步地滯後於世界的進展，根本原因就在這裡。到了近代，世界資本主義空前發展，中國只有停滯不前，二十世紀初，以致衰敗到一蹶不振的地步，這就深為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了。

漢唐盛世，本是一個以寬闊的胸懷向外開放的社會，這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一段歷史。湯因比期許的盛唐時代，本來是可以透過絲綢之路的交流，與中西亞的接觸碰撞中，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上更進一步地產生質的飛躍。然而，有開放而無改革，如無本之木，那一扇門，說關就會關起來的。同樣，有改革而無開放，如無源之水，不與世界接軌，一汪死水，又能掀起多大的漣漪。因此，改革和開放，如同一枚硬幣的正面和背面，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作為歷史學家的湯因比先生，他的一直被人爭議的著名論點就是：一個國家“其興起是由於在構成領導核心的少數有創見的人的領導下，成功地應付了各種挑戰。而其衰弱則是由於其領導者不再能創造性應付挑戰，文明在少數獨裁者的民族主義窮兵黷武和暴政中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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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八百石（6）

從統治者更迭的角度，來闡述絲綢之路的興起和衰微，或許不無道理。但是，從整個歷史考察，若看不到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是造成中國衰弱的物質基礎，與之相應的愚昧落後、頑固保守、狹隘偏執、短見侷限的小農意識，則是封建社會得以繁衍的思想基礎。所以，小農經濟的社會基礎，不僅使歷史的中國，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進步發展的機遇，即使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改革開放的今天，這種仍流動在某些人頭腦裡和血管裡的小農意識，也不會馬上消失的。

所以，毛澤東說過的“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這句名言，還是不能淡忘的。

謊話大師（1）

在中國歷史上，誰是說謊的冠軍，一是由於我讀的書少，二是由於五千年來，中國當官者又有幾個不說謊的？還真是難以有個準確答案。但小官也好，大官也好，凡政治家撒謊，大半皆為煙幕彈，無非為了遮掩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們之所以敢於撒謊，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因素，是統治者，也就是皇帝老子需要謊。

根子就在這裡。

《資治通鑑》記載：“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秋天，大批蝗蟲，自東而西，飛襲而來，蝗群遮天蔽日，所過之處，一片赤地，一切綠色的植物都給啃了個精光。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長楊知至，上了一本，奏稱：‘這次蝗災，全國波及，託皇上的恩庇，獨我們京畿一帶，蝗蟲雖然也飛來了，可它們不吃莊稼，一隻只都抱著荊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們，互相為之祝賀。”

這是一個很滑稽的額手相慶的場面，有點像“文革”期間的流行曲，其實並不好，偏要負氣地唱“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