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北上攻打奉系軍閥張作霖。在此情況下，日本帝國主義出面助張作霖出兵侵佔山東省濟南，截斷津浦鐵路，釀成濟南慘案。6月間，蔣、桂、馮、閻四派佔領北京和天津，取代張作霖的張學良在美帝國主義策動下，同蔣介石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原來的蔣、桂、馮、閻的聯盟遂告瓦解。其後不久，1929年8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為爭奪華中的統治權，又結成反蔣聯盟，於是爆發了蔣桂戰爭。4月，桂系失敗，李、白回桂盤踞。11月、12月有蔣對馮玉祥的戰爭；1929年12月至1930年又有唐生智和石友三聯合反蔣的戰爭；1930年4月到11月有蔣和閻馮的中原大戰。）戰爭遍於大半個中國，約有五十萬人死亡。蔣介石新軍閥在美、英帝國主義的援助和江浙財閥的支援下，在“狗咬狗”的爭鬥中擴充了實力，逐漸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城市工人階級在大革命中所爭得的政治上、經濟上的利益，被剝奪殆盡，農民在大革命中所建立的農民協會等均遭到豪紳地主的摧毀。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遭到逮捕和殺戮。從一九二八年一月至八月，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被殺害的工人、農民至少有十萬人。一大批黨的領導人蔡和森、向警予、肖楚女、惲代英等，都慘死於反動派的屠刀之下。“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魯迅的詩句，概括了三十年代初瀰漫於中華大地的政治殘暴和社會黑暗的圖景。廣大勞動人民輾轉於兵災、旱災、水災、蟲災之下，啼飢號寒。一九二八年全國災區達二十一省，共一千零九十三縣、四個市，災民據不完全統計為五千六百六十二萬人。一九二九年增加到七千萬人。

這就是老舍回國後所面對的現實。悲憤和迷惘衝擊著剛剛返回祖國的年輕的學者、作家。他只在北平停留一個短暫的時日，一九三○年夏，應山東齊魯大學文學院的聘請，赴齊魯大學文學院任教。

在湖光山色背後

從一九三○年七月到一九三四年秋初，老舍在濟南度過了四年的歲月。他自己曾經這樣回憶這一段生活：“四年雖短，但是一氣住下來，於是事與事的聯絡，人與人的交往，快樂與悲苦的代換，便顯明的在這一生裡自成一段落，深深的印劃在心中；時短情長，濟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注：老舍：《吊濟南》，《大時代》週刊第8號（1938年1月4日）。）

在老舍看來：講富麗堂皇濟南遠不及北平，講山海之勝，它也跟不上青島。可是除了北平青島，要在華北找到個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閉塞，而生活程度又不過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屬濟南了。他喜歡濟南還不僅因為這一點，更重要的是因為在濟南他可以“看到樸素的鄉民，一群群的來此賣貨或買東西，不象上海與漢口那樣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穩立在中國的文化上，城牆並不足攔阻住城與鄉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誇的人物與精神，在這裡是不易找到的。這使人心裡覺得舒服一些。一個不以跳舞開香檳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這裡自自然然會感到一些平淡而可愛的滋味。”（注：老舍：《吊濟南》，《大時代》週刊第8號（1938年1月4日）。）

老舍在齊魯大學擔任文學院副教授，曾先後講授《文學概論》、《小說作法》、《世界名著研究》等課程。業餘時間兼任，《齊大月刊》的編輯。

剛到齊魯大學時，他住在文學院辦公樓二樓西頭南邊的第一間屋子。從這間屋子的視窗南望，可以依稀看到千佛山上點點的廟宇。這時他是單身一人，教學工作之餘，常常流連於濟南的湖光山色之間，生活的節奏表面上看是平靜而又舒徐的。他曾經這樣讚歎濟南的風光：“濟南的美麗來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還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繞郭。”“在千佛山上北望濟南全城，城河帶柳，遠水生煙，鵲華對立，夾衛大河，是何等氣象。”（注：《吊濟南》。）

老舍不是心境恬淡的隱士，也不是浪跡江湖的遊客。在濟南的明湖綠柳中間，他看出國民黨腐敗的“市政”淹沒了濟南的“麗質”：“有電燈而無光，有馬路而擁擠不堪，什麼都有，什麼也沒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特別是看到破敗的城樓上掛著“勿忘國恥”的破布條，使他想到“五三慘案”的慘景，彷彿親人的血還鮮紅的在馬路上。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獸行，國民黨政府的苟且偷生和投降賣國，市民的庸庸擾擾，都使他感到一種難於拂去的沉重和悲憤。他說：“每次由市裡到山上去，總會把市內所見的灰色景象帶在心中，而後登高一望，自然會起了憂心。湖山是多麼美呢，卻始終被灰色籠罩著，誰能不由愛而畏，由失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