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寶潔公司，利頓工業也變成美國企業的預備隊，離開利頓的人甚至開玩笑說他們自己是“利頓企業退訓生”。有些主管離職是另有高就，有些是出去自立門戶，其中許多人自己也建立了企業集團。“利頓退訓生”包括1958年辭職的工程師賈密森，他求去的一部分原因是桑頓不肯放慢腳步讓公司有整合的機會，另外在1960年，科學家辛格頓與柯茲美茨基也離開利頓自行創業，成立泰登股份有限公司。由於公司核心幹部離職人數之多，《商業週刊》甚至將利頓稱為“企業集團培養所”，報道十多名高層主管“在利頓學會盈虧損益的計算之後”另謀高就。高層主管這麼高的流動率，對大部分公司而言都是很不好的現象，桑頓卻將它說成一個好現象，宣稱如此才能使“組織常保活力”，人事的流動可為新生代創造更多的晉升機會。

然而事實上，利頓之所以流失一些最寶貴的人才，原因在於桑頓未能信守他對許多主管的承諾，而且對公司的股票愈來愈吝嗇。他告訴辛格頓與柯茲美茨基，只要他們的部門業績達到500萬美元，他們就可以當家做主、獨立經營。辛格頓擁有麻省理工的博士學位，柯茲美茨基是哈佛博士，兩人原本就是休斯飛機公司的科學家，加入利頓之後，為公司完成了兩項重大的研發專案：惰性導航系統和航海數字化電腦。500萬美元的業績目標很快就達到，甚至超越，但是桑頓卻遲遲不肯給予他們更大的自主權；他們認為自己應得的優先認股權，也沒有下文，最後他們告訴桑頓，他們要出去自己創業。柯茲美茨基記得桑頓的一個反應是：“該死，你們一定會把股票價格給拉下來！你們會用同樣一批人、用同樣的科技，跟我搶同樣的合約。”

他們一再向他保證他們不會這麼做，他們絕不會毀掉他們在利頓一手建立的基礎，此時此刻的桑頓卻像個專制的暴君，不肯批准他們的辭呈。柯茲美茨基說：“在我們離開以後，他寫信威脅我們，找人去帶走我們的垃圾，竊聽我們的電話，我們真是搞不懂他到底怎麼回事。我們還在利頓的時候，連泰登的規劃都沒有談，一直等到離開了我們才進行的。”

有位高層主管應桑頓之邀，到他新買的南加州農場去玩，他們一起在附近山上騎馬，整個下午都騎得很高興。後來桑頓還向客人挑戰，要比比看誰先跑回農場，結果客人贏了，他注意到桑頓的態度突然變得冷淡而無禮，此後再也沒有邀請那位主管到家裡去玩。

包裝大師

桑頓雖然高談闊論，倡導建立新的企業文化，但是在陌生人面前他也會覺得緊張不自在。他喜歡小型的會議，可以跟每一個人仔細討論，而不喜歡大型的員工大會。而且有時候，他似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說起話來吞吞吐吐，不知該如何措詞才能讓聽眾接受他的觀念。克洛斯比·凱利後來變成了他的翻譯，凱利是個公關專家，桑頓在福特與他認識，後來將他帶進利頓工業。凱利說：“桑頓講話非常有說服力，但是他不擅長言辭。因此我必須瞭解他，幫助他把想法表達出來。有些人認為公司的哲學是我提出來的，有些人說：‘利頓是克洛斯比·凱利憑空想象出來的東西。’但是其實我是太瞭解桑頓了，所以我可以替他講話。”

凱利在各方面都與桑頓成反比，正如凱利一向堅持說：“事實決不會造就一個人，是人創造事實。光有事實沒有用，必須有人去做，除非你能進入人的頭腦，不用跟我說什麼事實。”凱利是形象創造大師，他規劃了福特1949年度新車的釋出會，而利頓神話的創造，他與桑頓、艾許一樣功不可沒。就是他推動了一波波強勁的宣傳攻勢，為利頓贏得新聞媒體和華爾街的正面報道。

桑頓即使不完全瞭解這一點，至少也知道宣傳的重要性，因為他留給凱利相當大的自主空間放手去營造利頓的勝利光環，使他能夠談成一筆又一筆的生意。就是凱利說服他花下大筆經費製作華而不實的公司年報，他也同意。有一位評論家批評利頓的年報“不像大企業的年度賬目報告，倒比較像第一流的拍賣品目錄。”每年的報告都有不同的主題。1965年收錄的是藝術經典作品，封面則是16世紀大畫家霍爾班的一幅肖像畫，報告中說明之所以選擇一位實業家的畫像作封面，是因為他代表了“攸關利頓工業發展的企業家精神”。第二年的報告主題是曾獲普利策獎的美國曆史學家艾倫·內文斯的論文《概念的管理》，加上全美頂尖的攝影師作品，針對論文主旨做影像的闡釋。1967年是以彩色玻璃的藝術和技術為主題，同樣也附有全版的彩色插圖。

桑頓相信，利頓精美的年度報告給人的印象，遠比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