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丁在位的年代範圍也不會有大的變化，確定為公元前1250—前1192年應該是較為合理的。這個意見最終被“工程”專家組採納。

武丁的年代範圍已經確定，利用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還可推算出殷商最後兩個王——帝乙、帝辛的年代，所依據的方法則是——周祭祀譜。

從可考的材料看，遠古時期，人們採用多種方法紀日，如結繩、刻木等等。當歷史發展到殷商時期，已經採用干支紀日法了。

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總稱。天干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為：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個天干配一個地支，天干在前，地支在後，排盡所有組合，共六十對，以甲子開始，癸亥結尾，可以不重複地記錄六十年，六十年以後再從頭迴圈。

干支紀日的方法與干支紀年一樣，每天用一種干支表示，六十天一個週期，迴圈往復，可以無窮。這種干支紀日法是中國古代的一大發明，它的優點就是用干支紀日不會發生錯誤，也不會造成重疊。此種紀日法從悠遠的古代一直延續到今天仍未間斷，可見它的生命力是多麼強大。

在安陽殷墟出土的十數萬片甲骨刻辭中，記有干支日的甲骨為數眾多，從特點上看，殷人紀日雖然絕大多數是天干地支均書，但也有不少只記天干而不記地支，這種紀日法在歷組卜辭中最為多見。

到了商代晚期，商王及王室貴族每當遇有重要事情需要進行占卜或鑄銘紀念時，往往都要在刻辭和銘文的最後部分附記上當日的周祭祭祀，以此作為一種紀日的方式。由於以周祭的五種祀典對先王先妣輪番祭祀一週需要的時間是三十六旬或三十七旬，與一個太陽年的日數相當，所以一般在沒有閏月等情況下，一種祀典對一位祖先的祭祀在一年中只會出現一次。因此，學者們稱為周祭。用周祭祭祀紀日與用干支紀日同樣方便，但商人往往是將此兩種紀日法結合起來，在卜辭和銘文中前記干支日，後記當日的周祭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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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9）

從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看，帝辛的周祭材料較為可靠，依之排出祀譜，可確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譜，與帝辛祀譜連線，從而確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

在周祭系統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譜有6件青銅器，這6件青銅器關係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譜最有根據的一段。殷商曆法研究專家常玉芝對此排出了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譜，這個祀譜在曆法上符合陰陽合曆的原則，在周祭上祭祀與季節基本對應，所以應屬可信。經相關學者研究，這段祀譜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應是丙辰或丁巳。按照這一特徵，再考慮當時歲首和月首的可能情況，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為公元前1085、1080、1075、1060年等多個年代。因武王克商之年確定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記有廿五祀的青銅器應入帝辛祀譜，沒有發現更多的祀數，所以帝辛元年以選在公元前1075年較為合理。

按過去學者們的研究，從帝乙二祀到十祀材料密集，依之可以排出這段時間的周祭祀譜和月份。常玉芝將帝乙祀譜與帝辛祀譜連線，得到帝乙應為21年或26年。如採用帝乙在位21年，則帝乙時月份和周祭與季節均不對應。如採用帝乙在位26年，月份與季節雖不對應，但周祭與季節基本對應，故以帝乙在位26年較為合理。“工程”決定採用帝乙在位26年這一方案，並由此推定帝乙元年在公元前1101年。 ．

既然武丁、帝乙、帝辛等三王的在位年已推算出，那麼著名的盤庚遷殷之年又是多少呢？

盤庚遷殷到商亡的總年數，見於《史記·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竹書紀年》雲，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這個“七百七十三年”的記載，不同版本有所不同。明嘉靖四年汪諒刻本、群碧樓藏明嘉靖王廷喆刊本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書局翻王廷喆刻本以及日本瀧川本皆作“二百七十五”，金陵書局本作“二百五十三”。由此看來，七百七十三年的記載顯然有誤，大多數學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但這樣改動如香港中文大學著名歷史學家饒宗頤所論，“亦乏依據，蓋其確數靡得為詳”。也就是說單從文獻上難以判定275、273、253三說之正誤。

因為已定周武王克商之年為公元前1046年，如採用275年說，則盤庚遷殷在公元前1320年；如採用273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