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故事的開頭說，她曾經是一名年輕的芭蕾舞演員：自我沉浸，以自我為中心，自我欣賞，迷戀自己的外貌和動作。到了故事的中間，她認為自己永遠也成不了世界一流的舞蹈演員，她就收起了自己的舞鞋。至此這個故事還很普通，但故事的結尾發生了一個轉折。成年後，麥迪娜覺得自己仍然喜歡跳舞，但她已經不再滿腦子想著自己，她又穿上了舞鞋，這次純粹是為了舞動、音樂和藝術帶來的樂趣。她的舞鞋讓她看清了自己。

雪莉？特克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社會學教授，近20年來，一直在MIT進行科技文化的相關研究，由於同時具有社會學及臨床心理學的訓練背景，使得她的研究結合了心理學的方法以及社會、文化的觀察，著有《螢幕上的生活：網路時代的認同》和《第二個自我：電腦和人的精神》等書。這本文集是她的學術討論班的成果之一，她要研究日常用品和人的心理。她認為這個角度讓她找到了使一個功利主義社會顯得更加有思想性的方法：不是聚焦於缺少什麼，而是聚焦於事物本身。“我們據以思考的東西”指那些會激發人的聯想和回憶的很普通的東西。在一個人們難得有機會停下來思考的社會，她的這個想法非常好：治癒沒有靈魂的消費主義的辦法正是事物本身，“倡導冥想的人要他們的徒弟什麼也不想，這種做法也許是大錯特錯。那些想像宇宙整體或白牆上的十字架的人可以轉而訓練自己盯住一些尋常的東西”。

這樣的物品包括一根擀麵杖、一臺吸塵器、一輛1964年產的福特轎車等。特克說：“束縛思想的並非這些東西的日常性，而是這些事物周圍發展出來的文化，這種文化說思考尋常的事物沒意思。問題是人們忘記了他們的經歷的豐富性，但當他們盯住一個尋常的東西時，就有機會搜尋他的生活，對過去的知覺變得更加豐富，更能瞭解自己。”

比起這些對影響了自己的情感和生活的小物品的記述，杜克大學民用工程學教授亨利？佩特羅斯基（Henry　Petroski）關於牙籤的433頁的鉅著就好像不過是精力過剩的產物。他寫過一系列關於鉛筆、手電筒、門把手、廚房的水槽的書，“讚美了日常生活中的天才、優美的功用和無處不在的浪漫。但牙籤雖然稍微比訂書釘、索引卡片和洗衣機有趣些，可是肯定不及氫彈、半導體和細菌那樣令人興奮。訂書機缺少男性假髮、女人的裙撐的人類學意味，缺少胸甲的光芒和氣概以及馬鐙和鞋帶的歷史影響”。

自16世紀起葡萄牙人就開始用橙木製造牙籤銷售了。南美人隨後學會了這種做法。3個世紀之後，波士頓一位簿記員在訪問巴西時發現當地人的牙齒都非常漂亮。他認為這要歸功於當地人使用牙籤。傳說查爾斯？福斯特回國時帶回75箱牙籤。在進口了一批之後，他想如果能解決如下兩個問題的話他一定能掙到很多錢：想出如何用機器高效地生產牙籤，還要說服美國人去購買，因為很多美國人覺得拉美人在就餐時使用牙籤很不禮貌。到19世紀60年代中期，福斯特和他的同事們造出了生產牙籤的裝置。傳說他僱傭哈佛大學的學者，讓他們在餐館吃完飯之後高聲地索要牙籤，這是一個很管用的市場策略。

撲克玩家

2006年第5期《紐約書評》介紹了兩本關於撲克的書。一本叫《獨一無二：最傑出的撲克玩家安格爾的興衰》，另一本是《教授、銀行家和自殺天王：揭秘賭注最大的遊戲》。

托克維爾認為，美國作為開放的民主社會，跟歐洲封閉的等級社會的一大區別是，前者相信運氣。在美國，階級之間是流動的，從小木屋踏入白宮並不是做白日夢。“生活在民主的波動中，他們總能看到運氣的身影，於是希望無論幹什麼的時候都有運氣相助。”托克維爾說這話時候，撲克還只是流行於在美國內河上的賭博遊戲，漸漸就流傳到北部和西部。到19世紀初，撲克已經成了美國全國性的遊戲，成了美國人心靈中內在的東西，就像國際象棋之於俄羅斯人、板球之於英國人、賽車之於義大利人。沃爾特？馬修說：“撲克放大了成就了我們偉大的資本主義最糟糕的一面。”他的意思是撲克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最純粹、最殘酷的形式：弱者破產，適者憑藉計算、洞察力、自制力、欺騙和對冤大頭絕不客氣的決心倖存下來。

過去的職業撲克玩家喜歡戴大禮帽、白手套，穿黑色上衣。現在他們喜歡穿短夾克，戴棒球帽。但是他們的運氣觀是一致的，都認為玩撲克跟下象棋一樣，靠的是技藝，長遠來看水平更高的人終將獲勝。職業玩家認為自己跟藝術家一樣，遊蕩在體制之外，不需要聽命於老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