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幾天，還是這個欄目，報道了在西江省東城市外環路上，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車禍，一輛拉沙石的泥頭車，在一個路口拐彎的時候，把一輛正常行駛的摩托車，卷在了車輪下，摩托車上的三個人，當場斃命。泥頭車後面的兩排車輪，從這輛倒下的摩托車上面碾過，三個人一個被從頭部碾壓，兩個被從胸腹部碾壓，現場的畫面慘不忍睹。後來經交警查實，摩托車上的人是一家三口，夫婦兩個都才三十多歲，在廣東東莞的一家鞋廠打工，他們夫婦兩個，帶著一個八歲的男孩回家過年，從廣東東莞騎摩托車，已經走了四百多公里的路程，眼看著馬上就到家了，他們家是東城市郊區下面的一個鄉鎮的，離他們的出事的地方，只有區區十幾公里路程了。

看了這個報道，王一鳴感同身受，止不住的眼淚就掉了下來。他想到，如果當初自己沒有考上大學，說不定自己的命運就是這個樣子的。改革開放幾十年，我們的國家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出現了許多有錢人，他們可以和國外的富翁相比，一點也不遜色了，可以天天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一擲千金，絲毫也不吝惜。

但是，在廣大的農村，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有這樣一大批人，他們收入低，或者乾脆沒有固定的收入，靠撿破爛或者小偷小摸為生，得了病沒有錢看，小病往往會拖成個大病，最後悽慘地離開這個世界。他們一天一天，掙扎在死亡線的邊緣。

有的在外面打短工，那些又髒又累沒有人乾的活，他們幹。為了掙錢餬口，他們下煤窯，挖礦山，在地下幾百米的巷道內，每天和死神擦肩而過。他們過著奴隸一樣的生活，說是當牛做馬一點也不過分，網上有個笑話，調侃農民工的日子，說是一天一天，吃的比豬都差，乾的比牛都累，活的連狗都不如。他們是新時代的“包身工”，是“蘆柴棒”，是“賣火柴的小女孩”。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弱勢群體。

他們無聲無息地在這個世界上活著，又無聲無息地從這個世界上離開，他們是天量財富的創造者，正是由於他們機器人一樣的勞動，中國才成為了世界第一的製造業大國。他們辛勤的勞動，創造了城市的高樓大廈，霓虹閃爍，還有百貨商店裡那堆積如山、琳琅滿目的商品，但是，他們又是命運的棄兒，他們微博的工資收入，不能夠帶來命運的根本改變，他們省吃儉用，一年的收入，竟然買不起城市裡的一平方米樓房。他們只能像候鳥一樣，輾轉在城鄉之間，直到年老了，再也幹不動了，他們就回到屬於自己的破敗的鄉村，在那裡，度過殘生。他們這個時候，已經是年老體衰，甚至是滿身的傷痛，他們被城市所拋棄，無聲無息地離開這個世界。

這就是中國幾億打工者今天共同的命運。

每每想到這一點，王一鳴就心如刀割，他困惑，他迷茫，他無奈，他在思考，怎麼樣才能走出這個謎局，為什麼中國人這麼勤勞卻不能致富。少數人暴富，多數人貧窮的社會，怎麼能夠永遠和諧？有一次在北京，和魏正東聊天的時候，他問魏正東：“正東兄，你是研究經濟問題的學者，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魏正東鄭重其事地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問題，都是一天一天積累下來的，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從第一天開始，就是一個沒有長遠規劃，沒有戰略設計，沒有細節考量的籠統的模糊性的表述，按照偉人的表述就是‘摸石頭過河’。至於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究竟要過什麼樣的河，河裡有險灘或者暗礁怎麼辦？什麼樣的石頭可以摸，什麼樣的石頭不可以摸，摸不著石頭怎麼辦？莽撞地硬過河溺死了怎麼辦？嗆水了還過不過？對這些必然會出現的問題，幾乎沒有做過什麼嚴謹的論證。只是說‘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所以，中國就像一列按照慣性高速運轉的火車，越開越快，速度第一，其它的都靠後。幾十年下來，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到了今天，成了連環套，一個套著一個，想解決這個問題，那個問題就帶出來了。你看，農民工打工這一項，就牽涉著農民增收難，農村土地有限，人均不到一畝耕地，靠種莊稼連維持基本的生活都困難。不出去打工，根本揭不開鍋，要看病吧，要買農藥化肥吧，要應酬紅白事吧，子女上學，老年人養老，都要靠出去打工掙錢。青壯年勞力出去了，村子裡都是老弱病殘的天下了。這樣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就出來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城市的房價太貴問題，農民工兩口子的夫妻性生活問題，子女的教育問題，城市的賣淫嫖娼問題，社會治安問題，甚至火車票問題，等等等等，一系列問題都來了，怎麼解決？牽一髮而動全身，扯起葫蘆連著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