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從北方陸續趕到江蘇的各路清軍，全部駐紮在揚州城外，軍餉供應中斷，雷以諴的部隊情況最為嚴重。雷以諴不能眼看著軍士們餓死，情急之下，想起了厘金法，決定徵收商業稅來養活部隊。

厘金是商人的發明。在位於交通要道的城鎮裡，各地的商人都會開設會館，為家鄉的商旅提供方便。會館從百貨的盈利中抽取一定的金額，儲備起來，公用開支。厘金的抽取，一般是一千文抽取十文到二十文，各省都有這樣的情況。

雷以諴曾在史書中讀過，戰國時期，趙國大將李牧駐紮在北部邊疆雁門郡，從集市上抽取商業稅，用於養活自己計程車兵。他擁有一千三百輛戰車，一萬三千匹戰馬，以及十萬大軍。古代用兵，費用巨大。趙國是個小國，李牧又駐軍在那麼偏僻的地方，靠著商業稅的供給，軍餉也不會匱乏，行軍不缺糧草，士兵不愁吃穿。

明代不徵商業稅，全靠農業的稅收來供養軍隊，賦稅的一半用於養兵。全國每年收入應該有二千多萬兩銀子，但十年的節餘，還不過一年的收入，郡縣府庫照例都沒有儲蓄。大農春秋有兩次收穫，往往還不夠開銷。戰火一起，田地裡不再播種收穫，朝廷收不到關稅，而賑災撫卹，各種費用層出不窮。於是勸人捐輸，商議借貸，想用一兩位貴戚大臣的私財，填補天下的費用，實在想不出辦法了，便增收農業稅，弄得民不聊生。

1853年，咸豐三年（22）

清朝的統治者察覺了這種弊端，兩百多年堅持不加農業稅。然而，每當戰火燃起，百姓仍然不免經年累歲的徭役，把國庫的錢全部拿出來，也不能滿足所需的開支，謀臣們束手無策。

太平軍起義之後，清廷籌餉派兵，耗費六百多萬兩銀子，後來財源枯竭，所撥的錢財，只是公文上的數字，長久無法落實。將帥們也知道這當不得真，便各自去想辦法。他們的辦法有兩條，第一是捐輸，第二便是厘金。

捐輸和厘金兩種辦法，都起源於戰國和秦漢時代。但比較起來，捐輸是個笨拙的法子，朝廷賣官鬻爵，流敝很大，敗壞了風氣。何況與捐輸比較起來，用商業稅來供給軍餉，是一種比較穩定的來源。

雷以諴想起了厘金法，在揚州東北方四十里處的仙女鎮開始實行。他按照商人們的慣例在抽取的比例上加以增減，對商鋪和流動商人採取不同的辦法收稅。對於商鋪，一年酌定收稅多少，叫做“板厘”；對於流動商人，則設卡徵收，與關稅相同，叫做“活厘”。

雷以諴實行的這個辦法，對百姓的影響很小，也不會挫傷商人的積極性。東南部的清軍將帥爭相效法，不斷提高收稅比率，所設的稅卡越來越多，抽取的稅金越來越重，每年的收入超過人口稅的數倍。戰爭平息後，厘金成了慣例。此後幾十年，全國的商賈都為這種稅收感到頭痛。

雷以諴的舉措，在1851年開始的這場戰爭中，是清軍首次採用這種辦法來供養作戰部隊。此舉為湘軍籌餉提供了借鑑。曾國藩後來靠著這個辦法，把湘軍帶出了最艱苦的歲月。

在籌餉方面，太平軍則是農業稅和商業稅並舉。

太平軍在5月份再次佔領安慶以後，清廷的省府搬到廬州去了，謀士們建議將廬州定為省會。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辦事練達，在安慶張榜安民，選擇村子裡大膽聰慧的能人擔任鄉官，要求農民交出糧冊，按田畝的多少來輸送錢米。又在大星橋設立關卡，用鐵鏈子將巨筏鎖在江面，攔截行船，徵收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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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軍移師衡州以後，曾國藩的處境大為改觀。

衡州是湖南第二大城市，民風淳樸，還沒有染上省城的奢華與矯飾。對於曾國藩而言，衡州於他還有故里之誼，他少年時代曾在這裡求學。而且，這裡還是湖湘學派創始人王船山的故鄉，令崇仰前輩學者的曾國藩倍感親切。

湘軍駐紮衡州，也有軍事上的需要。衡州是歷代交通要道，兵家必爭之地，湘軍駐紮在這裡，有助於阻截太平軍發源地廣西與外省戰場的聯絡。

曾國藩重返第二故鄉，頓感海闊天空。長沙官場上以駱秉章和鮑起豹為首的文武官僚針對他的明爭暗鬥和處處牽制，在這裡已經感覺不到了。

衡州知府巴不得湘軍移駐到他的轄地。他知道，湘軍是塊硬骨頭，太平軍不會輕易來啃它，衡州也就可保平安。亂世之中，一個知府保住了城池，就等於保住了性命和頂戴。他的身家和仕途升遷，都與這位欽差幫辦團練大臣休慼相關。於是，他把修城牆的銀子挪過來，交給曾國藩用於訓練湘軍。他盤算著這些銀子還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