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隊。工作隊也要依靠前兩者。

毛澤東還講到了矛盾的性質問題。他說：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那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一次會議、二次會議都是那樣說的。杭州會議制定十條（按：即“前十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麼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哪裡的那麼多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的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講到這裡時，劉少奇對毛澤東說：對於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麼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當即說：怎麼沒有？張霖之就是。

張霖之時任煤炭部部長。經毛澤東這麼一說，劉少奇不敢再說了。

毛澤東如此尖銳地批評劉少奇，除了在主要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及如何搞法這些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這個主要原因外，也與當時正在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各地反映的情況有關。在這次人大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充分肯定了調整國民經濟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與會代表也都認為各方面的形勢越來越好。在這天的會議上，宋任窮在講話中說，現在形勢一年比一年好，生產一年比一年好，毛澤東插話說：“在人代大會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的一片黑暗，對不起頭來嘛！”正如薄一波在其回憶錄中所說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這種氣氛，各地對‘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對少奇同志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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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性質的高層分歧（8）

這天下午，毛澤東還將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找去談話。毛澤東說，人代會上講的一片光明，黨內開會一片黑暗。過去看不到螞蟻（指階級鬥爭），現在又說滿地是螞蟻。他還談到了打殲滅戰的問題，認為一個地方集中的工作隊員太多了，並強調要依靠幹部的大多數，要允許人家革命，在這個地方不行，可以到別的地方去革命。

1965年1月6日，已經回去的省委書記們又陸續來到北京，繼續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又多次講到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並對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作了批評。

1月13日，毛澤東在同一些省、自治區負責人談話時說：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麼辦？我總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後，一路上從天津到南京，經過許多地方都沒有聽到反應。

第二天，毛澤東在各中央局書記會議上說：1963年5月杭州會議寫出了第一個“十條”，為什麼剛過了三個月，9月北京又搞了個“十條”。只有三個月，有那麼多經驗？

1965年元旦之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主要內容是修改“十七條”，這項工作主要由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負責。經過一個星期的討論、修改，原來的“十七條”變成了“二十三條”，檔案仍定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當然，這個檔案不但條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內容有了很大的變化。

“二十三條”與“十七條”比，增加了“形勢”，“搞好運動的標準”，“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抓面的工作”，“幹部問題”、“建立貧下中農協會”和“思想方法”等七條，去掉了“集團問題”這一條，全文共###。

在“二十三條”的修改過程中，毛澤東親自對檔案作了多處修改，並加了一段措辭很嚴厲的批語，如：“不是說什麼社會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說什麼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里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②

“二十三條”提出，絕大多數農村基層幹部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對待幹部要一分為二，要採取嚴肅、積極、熱情的態度，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是多數；對於那些犯輕微“四不清”錯誤的、或者問題雖多但交代好的幹部，要儘可能早一點地解放出來，逐步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四清”工作要走群眾路線，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數人當中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