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給延安平劇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以及有關文藝工作的九個材料；江青同劉志堅個別談話8次，集體談話4次；江青與其他人一起看電影13次，看戲3次，邊看邊談話；看了電影《南海長城》的樣片，接見了劇組的導演、攝影師和一部分演員，江青同劇組談了三次話。

說是座談會，其實主要是江青一個人談，其他人聽。她在談話中的主要觀點，體現在會後形成的《紀要》中。

2月19日，江青對劉志堅等人說，沒有什麼可說了，她有事，暫告一段落，你們可以回去了。劉志堅覺得，來上海花了十幾天時間看了這麼多電影，聽江青說了那麼多話，回去之後總得有個東西向總政黨委彙報。於是，他就同謝鏜忠、陳亞丁、李曼村一起，根據江青的談話精神，於20日晚形成了約3000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彙報提綱，請上海警備區列印了30份。這份材料劉志堅等人本來是用來向總政黨委彙報的，在給不給江青的問題上還頗為躊躇。不給吧，怕她知道後發脾氣；給吧，又怕她看後不滿意。考慮再三，還是決定送給她一份。21日，他們將材料給了江青，然後坐飛機經濟南迴到北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彙報提綱列印件後很不滿意。2月23日，劉志堅一行剛到北京，就在機場上接到了江青秘書打來的電話，說彙報提綱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劉志堅派人去###助她修改，並說此事已告訴了毛澤東，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也參加修改。劉志堅在同蕭華商量後，決定派陳亞丁返回上海參加修改，並交代他：江青要怎麼改就怎麼改，有什麼問題回來再說。

2月25日，陳亞丁返回上海參與彙報提綱的修改。在這個過程中，陳伯達提出了幾條具體的修改意見，主要內容是“十七年文藝黑線專政”問題要“講清楚”，並從三十年代講起；“要講一段文藝方面的成績”，陳伯達還點明說，江青領導的戲劇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紅燈記》這些，這才真正是無產階級東西，要把這些寫進去。這樣，破什麼，立什麼，就清楚了。江青聽後高興地說，陳伯達的意見很好，擊中了要害。

一個與《二月提綱》對立的檔案（3）

按照江青和陳伯達的意見，陳亞丁和張春橋對彙報提綱作了許多修改，加進了座談會上江青沒有講過的東西，文字由原來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觀點得到更系統的發揮，又將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談會的同志們認為”，但題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稿子修改結束時，江青說稿子經張春橋、陳亞丁修改後，她就“不管了”，可以“傳達了”。但事後，她又在不徵求別人意見的情況下，把稿子鉛印後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陳伯達、張春橋再次對稿子進行了充實和修改。

這次修改稿印出後，江青將稿子送給毛澤東審閱。3月14日晚，江青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為陳伯達同志乘的是下午四點多的火車，我託他帶給你的那份座談會紀要，沒有來得及看，他走後我才發現沒有加紅槓。他那份大概沒有來得及加。現送上加紅槓的一份，請示。雙紅槓是你改的，單紅槓是伯達、志堅、春橋、亞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塊商量著改的。好處是有些問題比前一次說的充實一些，缺點是長了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處或不夠策略的地方，請指出並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影響你的睡眠。志堅同志明天回京，亞丁同志尚在這裡等。你不要趕，他們的創作會議四月初才開。

毛澤東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後，再次對稿子作了修改。並於3月17日對江青的信和報送的《紀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徵求軍委同志的意見。”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劉志堅和謝鏜忠、李曼村到上海，參加《紀要》定稿問題。據劉志堅回憶：

3月19日上午，我和謝鏜忠、李曼村到達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們（還有陳亞丁、張春橋），看毛澤東修改過的稿子，並徵求意見。一見面江就說：你們給我闖了大禍。張春橋接著說：因禍得福嘛！（李曼村回憶說，張春橋的意思是說：“我們搞那個東西不行，才有他的這個”。）江青問我們對“紀要”還有什麼意見。我們對“重新組織文藝隊伍”的提法提了意見，認為這樣寫涉及到對整個文藝隊伍的評價，起碼部隊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