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隻有四十五至五十分鐘。假若我模稜

兩可地向你們說，這個似乎如此，那個未必如彼，那你們究竟學到些

什麼呢？你們當然既不願聽，也不願信了。所以我只有說：‘毫無疑問

的，毫無疑問的，我就這樣告訴你……’就是這樣的，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教條主義是教書的不二法門的道理。”

這是一個名教授，但未必是個好老師。張口就是“毫無疑問”，這世界上有幾多事可以毫無疑問呢？在學問上，胡適是奉持“無疑處有疑”的，因此，胡適雖然承認“這幾句話，四十年後在我的記憶中，仍然餘音繞樑。但是我聽他的第一堂課以後，我就未再上他的班了……。”

補一：不妨看看來到康乃爾的蕭公權。他的業師是研究政治哲學的狄理教授，蕭就是衝著這個教授來的，“他為我規劃一切，極其周詳妥善。個人求學的志趣和學業的平衡發展都同樣顧到。”然而，“他指導我，和其他研究生一樣，注重思考啟發而不偏向灌輸知識。他有他自己的哲學立場，但不強人從己。反之，他鼓勵學生各人自尋途徑，自闢境地。”多年後，已經退休的蕭公權提及業師，認為，“這種‘教授法’不僅適宜於指導哲學系的研究生，也適用於其他任何學生。學生固然受益不少，學術本身或者可能因此而日新月異，繼長增高。”

補二：何炳棣教授回憶自己的清華生涯，曾經提起清華的老校長梅貽琦：“我們1934年初秋入學後，最初只看到他洵洵儒雅、和藹謙虛、近乎木訥，‘過分’謹慎的一面，正如校園裡流行的一首打油詩所描述校長講話的特色：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以為/恐怕彷彿不見得。”　梅貽琦也是留美的，儘管他是校長不用上課，但如果他上課，恐怕亦不脫此“特色”。那首打油，語含譏諷，但細想想，一個教師，如果他身上沒有那種知識獨斷論的霸氣，他儘管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卻怎麼可以把自己的觀點（包括自己認同的知識）視為“毫無疑問”的呢？筆者忝列教席，欣賞的是狄理教授和梅校長而無法認同吉教授。如果檢點一下自己的課堂用語，似乎也多為“大概或者也許是”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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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杜威　哥大　博士Ⅲ（1）

按照胡適自述，他非常喜歡杜威的“論理學之宗派”的課，並且這門課給他啟發，使他最終決定把中國古代邏輯學的發展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

留美的中國學生以漢學為選題方向做博、碩論文，已成風習。我們熟悉的余英時、黃仁宇都是如此。這種風習自何而起，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胡適（該說法我是在一本有關金嶽霖的書中讀到的，因書名忘卻，現在想查詢亦無門徑）。金嶽霖也是哥倫比亞的博士，他對他的哥大師兄似乎有些看法。蔡元培曾稱讚年輕的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沈”，然而，在金嶽霖眼裡，胡適“舊學不過乾嘉，新知止於赫胥黎”。結果蔡、金二人的褒貶都嫌過當。記得金嶽霖對中國學生做中國論文是不以為然的，但沒記得他說出多少理由。說出理由的倒是蕭公權。當年他在密蘇里大學讀研，作碩士論文時，他的兩個指導老師問他是否想寫一篇有關中國哲學的文章，蕭拒絕了，他希望老師能給他一個西洋哲學的題目，理由是“（一）我們中國學生到西洋求學應當儘量求得對西洋文化的知識。回國以後去著手研究中國文化並不為遲。（二）在美國寫有關中國哲學的論文，或有溝通中西文化的一點作用。然而我是尚在求學的學生，對於中國哲學沒有深刻的瞭解，因而也沒有介紹給西方人士的能力。（三）那時美國一般大學圖書館裡收藏有關中國的書籍為數不多，密蘇里大學圖書館尤其如此。我如做有關中國哲學的論文，必會感到參考資料的缺乏。（四）一般美國大學教授對中國文化未曾致力研究，似乎未必能夠真正指導學生草寫論文。”　兩位教授同意了他的看法，並建議他對英國學者拉斯基的多元政治理論作一番探討，結果，蕭以此為題，完成了兩萬來字的碩士論文。後入康大，在狄理教授的指導下，多元政治論便從碩士論文擴充套件為博士論文，併成書出版。

插：所以從胡適的博士論文而引及蕭公權，是因為從何炳棣教授的書裡才知道蕭的論文甫經出手，便是國際名著。“就20世紀華人在歐美著名大學所完成的博士論文而論，”有這樣兩位不能不提，一就是蕭公權，另一是清華留英的陳體強。陳且不論，“20世紀炎黃子孫博士論文一出立即被譽為國際名著者只有兩部。一部是20年代蕭公權先師康奈爾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