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加強調查研究，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的聯絡；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這些要求，在今天看來，是很有限的，但當時已是一種要求突破舊體制的構想，代表了一種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發展生產力的渴求。

習仲勳出席了中央工作會議後，接著又出席了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的工作著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標誌著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轉折的到來。會議閉幕後，習仲勳和當時一起在北京開會的省委副書記王全國，到中組部招待所看望了將要調往廣東工作的*同志。1979年1月8日至25日，習仲勳一回到廣東，就召集省委舉行常委擴大會議，貫徹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聯絡廣東實際，研究如何實現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於會議期間到了廣東，參加了後一段會議，並在會上作了簡短的講話。這次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明確提出要利用廣東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裝置，搞補償貿易，搞加工裝配，搞合作經營。同時強調要把農業生產搞上去，要整頓和加強各級領導班子，要解決好一部分遺留的問題……　除”*“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問題外，還對過去反右派鬥爭的遺留問題、反地方主義的問題等，分別提出了糾正或進行復查的處理意見。

這次會後，廣東省委的領導分頭到各地調查研究，進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廣東的實際出發，把”四化“建設搞得快一些。習仲勳和省委常委經過調查得出結論是：一定要根據廣東的特點充分發揮優勢，要求中央給廣東放權，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讓廣東先走一步。習仲勳說，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如果廣東還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們心裡也不安。此後，習仲勳和吳南生向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副主席彙報了省委的意見，葉帥聽了十分高興，並要廣東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彙報。

改革開放習仲勳帶領廣東先走一步（2）

就這樣，習仲勳和王全國於1979年4月初赴北京出席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多次講了廣東的情況和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包括如何利用廣東的有利條件為國家多創外匯問題。習仲勳快人快語，直截了當地向參加會議的中央領導同志提出：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中央領導同志問廣東要些什麼權，習仲勳講廣東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制和政策。他說，廣東作為一個省，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有利。又說，如果給廣東一個特殊政策，經濟可能幾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現在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後來在中央政治局聽取各組彙報時，習仲勳再次講了這個道理，並得到了當時參加會議的許多省、區、市黨委第一書記的支援，贊成讓廣東先搞上去。聽彙報時，對於充分利用廣東有利條件的問題，*插話說，新加坡吸收外資開廠，利潤收入50％可以拿到，還有勞務收入、稅收。又說，廣東、福建有這個條件，搞特殊省，利用華僑資金、技術，包括設廠。只要不出大槓槓，不幾年就可以上去。美國人問我，你們這樣搞會不會變資本主義？我說，我們賺的錢不會裝到我們這些人的口袋裡，我們是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變不了資本主義。如果廣東這樣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碼不用向中央要錢嘛。廣東、福建兩省8000萬人，等於一個國家，先富起來沒有什麼壞處。小平還對習仲勳說，廣東要大膽實踐，並將廣東準備在深圳、珠海、汕頭辦的”貿易合作區“定名為”特區“，要廣東省委”殺出一條血路來“。

會後，習仲勳很快回到廣東。還在北京時，他就要我打電話給省委、省革委，把黨中央批准廣東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的訊息傳回來，以便作好必要的準備。不久，谷牧按中央的決定，率領工作組到了廣東，進一步作細緻的調查、研究，並幫助廣東省委起草一個檔案報中央。來廣東前，*、李先念等中央領導都專門找他談了話，葉帥對這件大事也很關心。谷牧後來又到了福建，幫福建省準備報告中央的檔案。1979年7月19日，*中央、國務院下發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關於批准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檔案，也就是廣東干部、群眾所熟知和對之充滿感情的”中發（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