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勢下，公元1137年，即紹興七年的晚春時節，張浚以帝國傳統和祖宗家法的名義，勸阻趙構不要讓一個武將兵權過大，無疑具有巨大的說服力量。

就張浚本人的動機而言，下列三種考慮應該是可能的：其一，他十分清楚本朝對武將尾大不掉的傳統恐懼；作為宰相，他有責任幫助皇帝避免此種局面的出現；其二，此時的張浚，自信或者自負，在內心深處，他很有可能覺得只有自己——張浚，才是統帥各路大軍北伐，實現中興大業的唯一人選。事實上，在此次偽齊軍發動進攻之前，張浚已經在皇帝的支援下，對北伐作出了相當全面的軍事規劃和佈置；甚至各路大軍已經按照佈置，進入了指定的位置。因此，這個統帥人選不應該是任何別人，包括岳飛；其三，南宋帝國政權設定中，有一個都督府。在理論上講，樞密院是全國最高軍事決策機關，都督府則是全國軍隊的最高管理協調機構。張浚兼任都督。我們知道，此時的各路大軍都是在戰爭中自己衝殺出來的，因此，這個都督府的實權相當有限。顯然，張浚非常希望都督府有一支直屬部隊。按照趙構的安排，岳飛接管劉光世部隊，節制川陝部隊，就在相當程度上“宣撫諸路”，取代了都督的職權。這肯定是張浚所不願意的。這些，可能是張浚準備用都督府參軍呂祉取代岳飛，統領這支部隊的真實動機。

於是，張浚將岳飛召到都督府，在這兩位堅定的、實際上志同道合的主戰派戰友之間，發生了一次給歷史留下深刻遺憾的談話。

這時，如果張浚能以一種豪爽磊落的方式，坦誠地把事情攤開來談的話，結果可能會很不一樣。可惜，張浚這一次既不豪爽，也不磊落，他採取了一種最不高明、卻是直到今天心中有鬼有愧的人仍然慣常採用的做法——揣著明白裝糊塗，拿別人當傻瓜。結果，既侮辱了對方，也侮辱了自己，使事情出現了最糟的一種情形：他裝作根本沒有發生過讓岳飛統領這支部隊的樣子，裝模作樣地徵求岳飛的意見：“淮西這支部隊很服氣王德，現在準備任命他擔任總管，酈瓊擔任副總管，再讓呂祉以都督府參謀的名義統領。太尉你以為如何？”

這其實等於是通知岳飛，事情變化了，以前的安排不算數。岳飛不可能愉快地接受這種變化和這種方式，但還是相當剋制而客觀地回答說：“王德和酈瓊素來不相上下，而且互不服氣。這種安排必然導致二虎相爭。呂祉雖然是位通才，可是畢竟是位書生，不習軍旅，恐怕難以服眾。”

張浚又問：“張俊怎麼樣？”

岳飛回答：“張宣撫是我的老領導，我本來不敢說三道四，但是為國家利益考慮，恐怕張宣撫性子太暴躁，缺少謀略，尤其是酈瓊會不服。”

張浚陰沉著臉，沉默片刻，又問：“楊沂中應該高出這二人了？”

岳飛搖頭道：“沂中雖勇，和王德差不多，怎麼駕馭得了這支部隊？一旦處置不當，變亂可能在彈指間就會發生。”

張浚終於忍不住了，說出了一句相當傷人的蠢話：“我就知道非太尉你來不可。”

岳飛也忍不住了，憤慨地說道：“都督您正兒八經地問我，我不敢不據實回答。難道我是為了圖謀這支部隊嗎？”（20）

雙方把話說到這個份上，已經全然沒有了迴旋餘地。從這件事情中，我們唯一能夠得出的結論，只是一句不相干的廢話：但凡採用此種方式行事的人，十有八、九或者大抵是由於心中不乾淨所致。

岳飛離開都督府，立即上了一道奏章請求辭職。然後未等批覆，就把軍中事務委託給助手張憲代管，自己徑直回到廬山，給母親掃墓守孝去了。

結果，不該生氣的人——宰相張浚和皇帝趙構絲毫沒有反省自己的意思，他們比該生氣的人生的氣還大：《宋史》記載，此後，張浚多次上奏皇帝，堅決彈劾岳飛說：“岳飛處心積慮一門心思地就想兼併別人的部隊；此次辭職，真實的意圖是要挾皇帝。”這種顯然不負責任的彈劾，具有極其可怕的殺傷力，岳飛立即陷入險惡的渦旋之中（21）。

第六章岳飛必須死

由此向前推十年，張浚曾經以同樣決絕的態度，堅定地彈劾過李剛。

事情發生在公元1127年，也就是北宋靖康二年與南宋建炎元年。在此一年多以前，即宣和七年年底到靖康元年年初，金兵第一次圍攻京城時，李剛臨危授命，組織了京都保衛戰，使汴梁終於堅持到各路勤王兵馬趕到，沒有被金兵攻破。

在與金兵議和時，李剛慷慨請行，宋欽宗怕他過於強硬剛烈，改派了一位名叫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