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包括藝術家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一位年輕的波拿巴王子及皇太子的老師，在蘇格蘭場保鏢的保護下，訪問了懷特查普爾的貧民區。他們發現了倫敦鴉片黑社會與失業之間的早期關係。在布魯蓋特費爾茲，他們參觀了——

埃德溫？德路德開場的房間。在一張有四個柱子的破床架上（四個柱子的頂部幾乎要碰上，上面掛著一捆捆破亂不堪的布），在一張堆滿難以形容的衣服的床墊上，四肢攤開躺著一個印度水手，吸鴉片吸得爛醉如泥。床腳一個女人，身上裹著破衣服，伴著一盞小銅燈，在微弱的燈火上攪拌鴉片。當我們進去的時候，她的頭只是朦朧地轉了一下。我們帶進的一陣夜風，讓她猛一哆嗦，然後繼續加溫那黑色的混合物。從那張臉上很難看到人的任何模樣，碩大蒼白的幹嘴唇嘬住粗糙的木菸斗，吸進毒品。那個男人看起來死了一般。她說他早晨四點就出門，試圖到碼頭找一份工作……但沒成功。

這個場面似乎與維多利亞時代倫敦人的常規生產力格格不入。“倫敦在外國人眼裡，看起來死氣沉沉，因為整個倫敦都在努力工作，”一個法國人說。他認為，高價律師那種極強的、自我苦修的習慣，是民族特性的典型：他們的午飯就在三明治飯盒裡，這樣本能的迫切需要也不會佔去大部分寶貴的工作時間。”中國人抽鴉片的影響是國際性的。法國小說家奧克提夫？莫泊（1848—1917）　1869　年到巴黎嘗試他做戲曲評論家的運氣：

他遇見一個剛從交趾###回來的人，告訴他波德萊爾寫的關於抽鴉片的事，全是胡扯；相反，那樣可以獲得心滿意足。那人給他一根菸管和一件交趾###長袍。於是，他在那裡泡了四個月，身穿花袍，一袋煙一袋煙地抽，一天抽達124袋煙，最多每24小時吃一隻嫩煮的雞蛋。最後，他完完全全是自暴自棄了，承認吸幾袋煙後，鴉片帶來歡樂，但是鴉片的作用過後，吸鴉片的人會處於一種不可名狀的悲哀的空虛。最後是他的父親，找到他，拿走他的長袍，退掉他租住的地方。他曾經給他父親寫信，說他在義大利。他父親陪著他，像一個真正的潦倒之人，數月裡走遍了整個西班牙。

在美國，中國式鴉片文化的衝擊更重要。1848年加利福尼亞淘金熱造成需要大量的中國契約礦工。年輕的男性農民到美國，打算在那裡工作一段時間掙些錢供養他們在中國的家人，還債主的債，積夠錢後回到他們故鄉的村莊。這些華人中的一些人在出發到美國之前吸過鴉片，但是他們的新環境更有助於上癮。加州工地條件艱苦，無論在肉體上還是在情感上。工棚裡的人經常是絕望得借狂歡逃避，不是到鄰近採礦鎮裡的中國商店或洗衣店，還是到舊金山的唐人街，他們沉溺於賭博、嫖娼和抽鴉片。一些在美國的華人抽鴉片只是偶爾抽抽，在節日或其他特別場合，只要狂歡的時間不超過10天半個月，他們在生理上並不上癮。的確，當透過煙管吸進一小點嗎啡成份時，儘管煙霧或許淡淡的，很誘人，吸鴉片並不像注射嗎啡一樣有破壞性。在美國的華人抽鴉片者的人數無法查明。紐約醫師哈里？H。凱恩（1854—1906）是美國最可靠的鴉片方面的醫學權威之一，他估計1882年在美國的華人有20％偶爾抽鴉片，15％每天都抽鴉片。凱恩的數字很可能保守（雖然更高的估計顯然聳人聽聞）。每當吸菸者發現他們的鴉片癮不可能戒掉，這對他們是毀滅性的，而對毒販子們卻有利可圖。大約到19世紀80年代，正如科特賴特的統計，華人勞工的日最大收入幾乎不超過一美元，每日的毒品費用就大約50美分。吸鴉片者抽菸時不能賺錢，因此很快就不能向家裡寄錢，或者自己找不到任何回家的希望。當憂慮和消沉惡化時，華人勞工借鴉片忘卻煩惱的需要更加強烈。這有益於他的債主，是這些債主將華人勞工變成了契約工。在債主的控制下，契約工要待到清償債務。無休止的絕望也使得被稱為幫會的秘密犯罪團伙撈足了油水，他們控制了鴉片供應。

第四章　神經、注射針和維多利亞時代的醫生（12）

華人的“煙館”成為國際蔑視的焦點。英裔印度醫師喬治？伯德伍德爵士（1832—1917）認為抽鴉片“絕對無害”，卻譴責他在孟買發現的唯一一家鴉片店。他說：只有最低層的人才用它抽鴉片煙，只有華人痞子。”　1868年，一個復元的美國嗎啡上癮者聲稱自己“道德情操高尚，智力敏銳”，詆譭“悽慘和卑躬屈膝的華人，幾乎從小就被喂（鴉片）”，然後在煙館裡抽鴉片。然而，根據一個杜撰卻看似可信的故事，在同一年，抽鴉片在美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