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明確表態的同時，斯大林也痛下了決心。這從蘇聯突然更換駐華大使可以見出端倪，形勢發展之快超出了蔣介石警惕範圍。本來，老蔣始終堅信：“只要美國不為中共聲援或袒護，則蘇聯亦絕不敢以武力助共，故對共黨問題，我必能自了之。”到1945年的5月28日，斯大林還與美國特使霍普金斯再次達成共識，斯大林明確表示“將盡一切可能促成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之統一，並特別宣告沒有一箇中共領導者有足夠力量統一中國”。斯大林甚至對蔣介石信誓旦旦地保證：“我們不支援他們（中共），不幫助他們，我們不打算這麼做……以前我們向蔣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後還將是這樣。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國的話，那麼這種援助將提供給蔣介石政府。”斯大林非常肯定地答應不向中共提供武器，認為國民黨政府力求合併軍隊和建立國家統一的政權，是“完全合法的願望，因為國家應有一支軍隊和一個政府”。

然而進入6月，嗅到異味的蔣介石，不得不在大半個月裡連續三次召見俄國大使彼得洛夫，重述列寧時代的對華政策，希望中蘇交往能以此為基礎，甚至於允諾：“英國如能保有香港，蘇聯應亦可以保有旅順。”這樣的外交回應，可謂身段柔軟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蔣介石那麼在意斯大林的“友誼”，原因非常清楚，抓住蘇聯就抓住了遏制中共這一“心腹大患”的要害。儘管斯大林一再宣告國家民族利益無關意識形態，“蘇聯與這些‘共產主義者’沒有任何關係”，而事實上，延安蘇維埃政權與蘇聯布林什維克之間的精神聯絡，無論如何也不能被忽略。中共1928年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乾脆就在莫斯科召開。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國家民眾的心坎上，已射出另一束不可小覷的光芒，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政治舞臺上，猶如破土的嫩芽開始生長。

1945年4月23日，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經過了長達六年的醞釀和準備，在延安楊家嶺大禮堂召開。五十天的會議，讓毛澤東明星般地走進蘇聯最高領導人的視野，成為中國可以挑戰蔣介石的人民領袖。這也讓所有美國對華事務的官員大吃一驚。赫爾利大使也不例外，他完全沒有料到，半年前在延安土窯相識的那個布衣粗食的中國漢子，竟有如此風雲大勢。

毛澤東的聲音雖然平和而內斂，但那種毅然決然的鏗鏘之力，全世界的政治觀察家都能感覺得到。無論是否公之於眾，他必定要以革命戰爭解決戰後問題，並最終打倒蔣介石，建立新的共產黨國家政權。八年抗戰，就在蔣介石費盡心機清洗國民黨軍閥異己的同時，延安依託廣闊的敵後根據地悄然擴充套件到雄兵九十萬，此外還有民兵二百多萬，根據地人口達到一億，一百二十多萬黨員。因而，毛澤東可以驕傲地斷言：中國共產黨“已經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已經成了中國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經成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他宣佈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形成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之勢，讓蔣家王朝上上下下感到“惶恐不安”。

第一章　重慶與延安（4）

蔣介石與斯大林徹底翻臉只是時間問題了。而毛澤東始終堅持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理念，希望有外援卻不依賴外援，斯大林除了維護共產國際的權威，也不能把他怎麼樣。一時間，中國的政局撲朔迷離起來，舉國上下頻吹和談之風，至少在各種媒體面前，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在施放和諧美好的願望。這讓赫爾利少將心裡又開始癢癢起來。事實上，還在擔任美國總統駐華私人代表時期，他就始終在做著一廂情願的努力：一方面小心翼翼地防止中國政府垮臺，敦促中國軍隊面對日軍繼續拼殺；另一方面努力調和中美軍事機構及美國駐重慶使館，與中國政府之間保持良好的友善關係。關於“維護中國政府的鞏固”“維護蔣委員長的領袖地位”等這樣的外交辭令，他已不知重複了多少遍。__

勝利的日子雖說姍姍來遲，卻照樣鼓舞人心。在這舉世歡慶的時刻，赫爾利最大的願望就是能用美國人的精神和意志，把中國的兩塊牌子合二為一。他的具體目標已經鎖定：讓重慶和延安握手。

遺憾的是，帕特里克？傑伊？赫爾利這位穿著軍裝的美國政客，永遠也弄不懂中國的事情。在他喜形於色胡亂擁抱中國盟友的那些日子裡，他腳下這塊古老國土上將要上演的一切，實際上已在悄然發生。

也許是赫爾利過於看重新任總統杜魯門的期盼，而將史迪威將軍離任時的忠告忘到九霄雲外。那是中日雙方於華北、華東、華南以及滇緬線上展開全面角逐的一年前，史迪威將軍卻執意告訴赫爾利，蔣介石的前線不在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