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共事的，但看在傅氏為此奔波忙碌，整日拖著肥胖的身子氣喘吁吁、大汗淋漓的分兒上，索性劃一塊地盤讓其獨自經營，以示報答，而作為史語所的大本營則由自己，另外再拉上一個胡適共同掌控。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由同窗到仇寇（2）

胡適自從1926年7月以英庚款委員會委員的身份赴歐洲考察後，於第二年5月方從美國、日本轉道回上海定居，直到三年半之後，即1930年11月28日才重返北伐成功後的北平，重執北大教鞭。

顧頡剛把自己心中的計劃向時在上海的胡適作了透露，“最好北伐成功，中央研究院的語言歷史研究所搬到北京，由先生和我經營其事，孟真則在廣州設一研究分所，南北相呼應”【33】，等等。此信正如臺北研究者杜正勝所說：顧頡剛“對傅斯年的規劃似乎一無概念，對胡適在傅斯年的學術中的地位也相當模糊”【34】。不僅如此，無論從哪方面看，顧頡剛作如此構想都是一個大忌，或者說是點燃了一枚危險的炸彈，此事顯然已背離了為人處事光明磊落的基本原則。顧頡剛沒有明白，或曰糊塗中揣著明白，這個“無中生有”的研究所，主要是憑藉傅斯年的霸氣與才氣加天才的辦事能力，才迫使老校長蔡元培批准並鳴鑼開張的，這裡面更多的是包含著蔡元培對傅斯年而不是對顧頡剛的信任。確切地說，這塊研究所的牌子是傅斯年從中央研究院費心盡力地扛到廣州的。顧氏所為，假如讓傅得知，其情形自可預料。顧頡剛當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得失，所以特地叮囑胡適不要把信的內容透露給對方。但出乎意料的是，此時的胡適在感情與學術認同上，已由原來偏向於顧氏轉向了傅斯年，並對顧公開說過“我不疑古了，我要信古”【35】的話。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訊號，顧頡剛雖感到“驚駭”，但沒有想到胡適竟轉變得如此之快和徹底。此時的胡適對顧出此策略內心是何種感受，外界不得而知，所知的是傅斯年借出差的機會到上海胡家拜訪，向來以和稀泥、搗糨糊之法處理人際關係的胡老師，竟不顧當事人顧頡剛的再三叮囑，徑自把信的內容透露給了傅斯年。傅聞訊大怒，咬牙切齒地把顧頡剛視為仇寇，二人在感情上徹底決裂。接下來，帶有火藥味的肉搏也就不可避免了。

據顧頡剛女兒顧潮說，當傅、顧、楊三人在中山大學某室商量籌備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時，“傅斯年與父親兩人各有一番設想：傅氏在歐洲7年，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爭勝，故其旨在提高。父親以為欲與人爭勝，非一二人獨特之鑽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積疊無數材料加以整理，然後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藉。兩人意見不同，而傅氏脾氣暴躁，不免有家長作風，父親亦生性倔犟，不能受其壓服，於是兩人始破口相罵，幸賴楊振聲等人勸解而止”【36】。

面對這一惡劣情形，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抱怨道：“孟真對於我的裂痕已無法彌縫，差不多看我似叛黨似的。”【37】到了這個時候，胡適只好以導師兼朋友的雙重身份出面為二人調停，並勸顧頡剛不要因驕傲樹敵。而顧氏可能已感覺到胡適此前並未踐約為自己保守秘密的信條，遂心生怨恨，不再聽這位導師的囉唆，胡適的和稀泥調解宣告失敗。顧頡剛在1928年8月20日給胡適的信中說道：“我自己覺得傲則有之，驕則未也。……所以這兩年來樹的敵雖多，但我自己心無愧怍，則亦聽之而已。（我樹的敵人可以分做兩種，一種是妒忌我，一種是想征服我，這兩種都是沒法避免的。我不能求悅人而自暴自棄，遷就了別人的標準。我自己不願壓迫人家，也不願人家來壓迫我。如有人想要壓迫，當然反抗。此其所以結怨而心無愧怍也。）”【38】此處所說的“征服”與“壓迫”，自然是指傅斯年的所作所為。而傅斯年越想征服，顧頡剛越竭力反抗，並堅定地表示：“我決不願把身子賣給任何人。我決不能為了同黨的緣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犧牲了。”【39】

由同窗到仇寇（3）

到了此時，顧頡剛還未明白，由於他在太歲頭上動土的輕舉妄動，滿身霸氣的傅斯年不是“差不多”，而是確切地把他視作亂臣叛黨了。顧氏提出的先培育一批人再由一二學者研究的主張，固然與傅斯年原有的設想不合，但敏感的傅斯年同時也有了顧氏想借此培植私人勢力的警惕，言語相激中才有了雙方開罵，幾欲肉搏的場面。在傅斯年的心中，顧頡剛總在想方設法地把史語所變成他的獨立地盤，以實現全權掌控，做山大王的野心。1928年10月6日，傅斯年在致清華大學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等三人的信中道：

金甫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