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的優美，取材的精審，定價的低廉，出版的準期，都是它特具的優點。夏先生從初創起便是編輯中的一位要員。

浙東人尤以紹興一帶的人勤樸治生，與浙西的杭，嘉，湖浮華地帶迥不相同。夏先生雖以“老日本留學生”，住在“洋場”的上海二十多年，但他從未穿過一次西裝，從未穿過略像“時式”的衣服。除在夏天還穿穿舊作的熟羅衫褲，白絹長衫之外，在春秋冬三季難得不罩布長衫穿身絲呢類面子的皮、棉袍子。十天倒有九天是套件深藍色布罩袍，中國老式鞋子。到書店去，除卻搭電車外，輕易連人力車都不坐。至於吃，更不講究，“老酒”固是每天晚飯前總要吃幾碗的，但下酒之物不過菜蔬，腐乾，煮蠶豆，花生之類。太平洋戰爭起後上海以偽幣充斥物價騰高，不但下酒的簡單餚品不多制辦，就是酒也自然減少。夏先生原本甚儉，在那個時期，他的物質生活是如何窘苦，如何節約，可想而知。記得二十八年春間，那時一石白米大概還合法幣三十幾元，比之抗戰那年已上漲三分之二。“洋場”雖尚在英美的駐軍與僱傭的巡捕統治之下，而日人的魔手卻時時趁空伸入，幸而還有若干文化團體明地暗裡在支援著抗敵的精神。有一次，我約夏先生章先生四五人同到福州路一家大紹興酒店中吃酒，預備花六七元。（除幾斤酒外尚能叫三四樣雞肉類。）他與那家酒店較熟，一進門到二樓上，撿張方桌坐下，便作主人發令，只要發芽豆一盤，花生半斤，茶幹幾片。

“滿好滿好！末事貴得弗像樣子，吃老酒便是福氣，弗要拉你多花銅鈿。”

經我再三說明，我借客打局也想吃點葷菜，他方贊同，叫了一個炒雞塊，一盤糖醃蝦，一碗肉菜。在他以為，為吃酒已經太厚費了！為他年紀大，書店中人連與他年歲相仿的章錫琛都以畫先生稱之（夏讀畫音）。他每天從外面進來，坐在椅上，十有九回先輕輕嘆一口氣。許是上樓梯的級數較多，由於吃累？也許由於他的舒散？總之，幾成定例，別人也不以為怪。然後，他吸半枝低價香菸，才動筆工作。每逢說到時事，說到街市現象，人情鬼蜮，敵人橫暴，他從認真切感動中壓不住激越的情緒！因之悲觀的心情與日並深，一切都難引起他的欣感。長期的抑鬱，悲憫，精神上的苦痛，無形中損減了他身體上的健康。

在三十三年冬天，他被敵人的憲兵捕去，拘留近二十天，連章錫琛先生也同作繫囚（關於這事我擬另寫一文為記）。他幸能講日語，在被審訊時免去翻譯的隔閡，尚未受過體刑，但隆冬四室，多人擠處，睡草荐，吃冷米飯，那種異常生活，當時大家都替他發愁，即放出來怕會生一場疾病！然而出獄後在家休養五六天，他便重行到書店工作，卻未因此橫災致生劇病。孰意反在勝利後的半年，他就從此永逝，令人悼嘆！

夏先生的體質原很堅實，高個，身體胖，面膛紫黑，絕無一般文人的蒼白臉色，或清瘦樣子。雖在六十左右，也無佝僂老態，不過呼吸力稍弱，冬日痰吐較多而已。不是虛虧型的老病患者，或以身子稍胖，血壓有關，因而致死？

過六十歲的新“老文人”，在當代的中國並無幾個。除卻十年前已故的魯迅外，據我所知，只可算夏先生與周啟明。別人的年齡最大也不過五十六七，總比他三位較小。

自聞這位《平屋雜文》的作者溘逝以後，月下燈前我往往記起他的言談，動作，如在目前。除卻多年的友情之外，就前四五年同處孤島；同過大集中營的困苦生活；同住一室商討文字朝夕晤對上說，能無“落月屋梁”之感？死！已過六十歲不算夭折，何況夏先生在這人間世上留下了深沉的足跡，值得後人憶念！所可惜的是，近十年來你沒曾過過稍稍舒適寬懷的日子，而戰後的上海又是那樣的混亂，紛擾，生活依然苦惱，心情上仍易悲觀，這些外因固不能決定他的生存，死亡，然而我可斷定他至死沒曾得到放開眉頭無牽無掛的境界！

這是“老文人”的看不開呢？還是我們的政治，社會，不易讓多感的“老文人”放懷自適，以盡天年？

如果強敵降後，百象煥新，一切都充滿著朝氣，一切都有光明的前途，陰霾淨掃，晴日當空。每個人，每一處，皆富有歌歡愉適的心情與氣象，物產日豐，生活安定，民安政理，全國一致真誠地走上覆興大道，果使如此，給予一個精神勞動者，——給予一個歷經苦難的“老文人”的興感，該有多大？如此，“生之歡喜”自易引動，而將沉鬱，失望，悲憫，愁悶的情懷一掃而空，似乎也有卻病銷優的自然力量。

但，卻好相反！

因為丏尊先生之死，很容易牽想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