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任了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已有了22年的參政議政的經歷。55年的政協史我幾乎參與了一半。時間漫長而又覺短暫。這段經歷對我個人來說當然是十分寶貴的，如果我將來要寫回憶錄的話，這個過程與這段人生體驗無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就因為其重要而又寶貴，我不願輕易示人，想留待以後仔細敘述。但既然接到約稿函，又覺得應邀寫稿是我的義務，況且來函也說的很清楚，不用長篇大論，只要3千字即可，因而匆匆寫下下面的一些文字，以作為人民政協55週年的紀念吧。

1983年我參加第六屆人民政協大會時才46歲，剛從勞改農場平反出來不久，當時我們文藝組都是文學藝術界的###大師級人物，很多還是文革前的老政協委員，我既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年輕的一代，又是文藝界中的一名學生，不敢在小組會上貿然發言，只能聆聽老師們高談闊論。那時，小組會的發言多半是透過對“文革”的控訴來表述對未來改革的期望。我聽來，我在“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比起老人們的苦難簡直是小菜一碟，他們那種對祖國的忠貞和對黨的信念，讓我深為感動。一天，小組秘書突然通知我到中南海的統戰部開座談會，與會的還有十幾位政協委員。初識閻明覆同志，謙和直率，有彬彬君子之風，座談會氣氛融洽寬鬆，我也不揣冒昧地高談闊論了一番。大意是：中國共產黨有改造世界、改造社會的決心和魄力，而要改造世界、改造社會必須先改造自身。改造自身應首先從改變自身的黨員結構開始，現在的中###員，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文化水平相對說來較低的工農群眾，幾乎百分之六十還是識不了多少字的農民，靠這樣的黨員是很難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我建議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要讓知識分子在黨員中佔多數。這樣，中國共產黨因黨員結構的變化就會發生質的變化，以適應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我談的大題目是“改造共產黨”，很敏感也很嚇人。作為一名新的政協委員，可說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吧。談了也就談了，抱著既然要我說，就一定要說真話的態度。而沒有料到的是，不久之後，我們自治區宣傳部就找我談話，說我的發言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注意，還作了批示。轉眼到1984年，在全國範圍內就開始大批吸收知識分子入黨了。我就是在當年的“七一”前夕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上世紀80年代末，報刊雜誌上掀起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判文章接二連三，一時間有點“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好象又要搞什麼中國人所熟悉而又深受其害的整人“運動”了。國內外關心中國政治走向的人士無不敏感。這個話題是那年“兩會”期間的熱點。當時，在文學界中，我是一名最有“爭議”的作家，如有“運動”我必首當其衝。大概是考慮到如果由我出面澄清一些疑問，可能對海外媒體有點說服力吧，於是那屆政協會就由我與馬烽、###才、鄧友梅四位作家在東交民巷的中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出席中外記者招待會，接受海內外記者採訪。可是這對我們每一人來說都是難題，說贊成“反自由化”是違心之論，說不贊成則要擔很大的政治風險。果然，當記者特別是外國記者問到中國作家對“反自由化”的態度時，我們四人面面相覷，但又不能“無可奉告”，我只得模楞兩可地說，“我相信中國作家經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在政治上肯定會進一步成熟。”第二天，各報都在頭條位置報道出來，朋友們都說我回答的得體。不久，這場風波就煙消雲散，中國文壇又復歸平靜了。

作家參政議政，不像做實際工作的各級官員或科技界、企業界、衛生教育界委員那樣常常有具體的建議和提案，說好聽點是“宏觀”，說不好聽其實是坐而論道，務虛多，務實少，所以一般來說採取的是小組發言的形式。這麼多年來，我作專項提案較少，但每次大會中的小組會上還算是積極發言者之一。至於大會發言，只有1983年代表文藝組作過一次。而我在每次小組會上的發言也都受到領導人的重視，這是我深以為榮的。譬如“對貧困地區要將輸血型救濟變為造血型幫扶”的問題，“城市化建設、特別是小城鎮建設是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一條出路”的思路，我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這些事情就有過陳述。到90年代，黨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後，對“西部大開發”的難點和障礙；對我國目前的教育不適應社會需求的情況；在注意改善自然生態環境的同時更要注意改善我國的人文生態環境；要在建設一個經濟強國的同時爭取將我國建成一個文化大國的問題等等，我在小組會和聯組會上也有過發言。最近幾年，因為我個人在創辦和經營鎮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