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媚女子，一如純真的孩童，帶著仙家的逍遙，有幸避過歷史的當頭一刀。

《詩經》裡仍願以它作賢臣，以它起興。《鶴鳴》即如是。

告別了那寵溺它們、不知所謂的亡國之君，它依然是清潔到白衣如雪，像於大富大貴繁花豔錦之中孑然抽身的人，不再回望前生。即使是棲息於水澤之間也不顯頹喪，聲音仍是清越嘹亮，可以直入九霄雲外。

所以它的淡泊又被隱逸之士看中。鶴應該是離中國曆代隱士最近的鳥，它看著他們烹茶煮酒，落花為棋，無限瀟灑，無限落寞。它認得鍾子期、嵇叔夜、陶淵明、孟浩然、林君復、王冕的臉。他們是真隱士；而還有些，像范蠡、曹操、諸葛亮，他們或者“隱居以求其志”，或者“去危以圖其安”，是介於隱士與朝士之間計程車，身隱了，心未隱。

范曄在《後漢書·逸民列傳》序中，將隱士區分為六個型別：

一、隱居以求其志

二、迴避以全其道

三、靜己以鎮其躁

四、去危以圖其安

五、垢俗以動其概

六、癖物以激其清

諸葛亮自不必說，典型的奇貨可居，堪稱最早有廣告意識的人。曹操是隱士，這個論斷恐怕會讓很多人疑惑不已，然而事實上確實如此。曹操早年曾做過“洛陽北部令”這樣的小京官，但不久便辭官在家鄉的山後築屋閒居了，在這期間，他一方面隱居在家鄉的木屋裡讀書，一方面密切關注著朝廷裡的一舉一動，對時局瞭若指掌，伺機出山。果然當外戚何進掌權時，他再度受朝廷徵召，便一躍成為軍隊中樞的“西園八校尉”之一，其顯赫已不復是“洛陽北部令”之類的小京官可比的了。他的隱居看似退避，其實是一種看透時局、以退為進的手段。曹操的隱居為“隱居以求其志”做了最好的詮釋。

以“隱居以求其志”為目的的一類士人，他們以隱邀名，工於心計甚至近乎詭道，且往往能贏得廣泛的社會聲譽，但在我看來，這類士人名為歸隱，而走得卻是與隱士截然相反的兩條道路，他們歸隱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隱，而是為了仕，為了更為顯赫的仕，因此他們實際上早就不能歸於隱士這一範疇了，他們是士，是參雜了權術計程車。

東晉的謝安也是如此。簡文帝時期內亂頻繁，強敵壓境，司馬家族山河風雨飄搖。出家高門的謝安被公認為雅量足以鎮安內外，可是，謝安本人卻“無處世意”，高臥東山堅不出仕。謝安隱居東山，只為等待最合適的時機，可笑當時計程車大夫還擔心：“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反而不如簡文帝有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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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的是孤潔，不是孤絕（2）

簡文帝雖是個窩囊皇帝，在位兩年一直戰戰兢兢，害怕被獨攬大權的桓溫廢黜。可是他雖無濟世之略，卻有知人之明。謝安雖放情於丘壑，縱意於林泉，泛舟於滄海，似乎真的“去伯夷叔齊不遠”，但其每次外出遊賞，總要攜妓相陪，據此簡文帝斷言：“安石必出。”理由是：“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一個縱情聲色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歸隱的，即便你有“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的感慨，如果不放棄你的激情與衝動，不甘心平淡的生活，如孔明的“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也就成了空談。

真正的隱士，隱的不是形，隱的是心。但這不同於“佛教”中講求的修心，因為隱士首先是士，在他們的骨子裡流淌著“儒”家的血液，他們是文化人，他們有自己的文化人格，因此他們的心不可能空，他們成不了佛，他們是在追求，追求一種純粹的文化氛圍。在上述的六類隱士中“迴避以全其道”，“靜己以鎮其躁”，“垢俗以動其概”，“癖物以激其清”這四類人走的就是這條路。他們才是隱士，真正的隱士，純粹的隱士。

作為一個隱士，只有“動其概”、“激其清”，才可能“鎮其躁”，而只有“鎮其躁”，才有可能“全其道”，這四點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要把它們完全地獨立開來既不太可能，也不太現實。他們是一個群體，一個文化群體，他們的存在，代表了社會中的另類文化傾向，文化品格，他們是社會中的另類文化人。

有隱者，也必然會有招隱者，正常的好像商品的供求關係一樣。《鶴鳴》就是我國的招隱詩之祖。通篇比興，鶴、魚、檀、石，皆以喻在野的賢人。

全詩譯成白話是這樣的：

鶴叫沼澤九曲彎，聲音嘹亮傳上天。魚兒潛藏在深淵，有的游到淺灘前。我愛那個好林園，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