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經理人，大到華爾街，美國已成為被代理人劫持的社會。

第三章　後現代經濟——貨幣（4）

一直在對金融危機喊“狼來了”的彼德？希夫在《美元大崩潰》一書中說：“最讓我感到困惑的是，面對危機四伏的股市，竟然還有如此多的美國人無動於衷。”希夫認為，這是華爾街誤導普通投資者的結果。他指出：“華爾街和美國公司違背公眾利益的行為非常嚴重，而受害者全是小人物。”

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更大的委託–代理關係：委託人是美國人民，代理人是華爾街利益集團，後者把前者推進到一個由巨大的謊言構成的泡沫裡。按照希夫更直言不諱的說法，“美國政府、大眾傳媒和華爾街聯手製造了一個美國一切執行良好的假象”，將美國公眾置於“一無所知”的境地，直到危機總爆發。

其中的“工業病”表現在，代理人膨脹為大人物，而委託人成了小人物。中間代理人透過欺騙、不透明等手段，或出於自我利益的考慮，“把東西賣給買不起的人，把錢借給還不起的人”，創造出對自己有利的業績，損害整個國家和所有小人物的利益。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不無諷刺地說：“我們唯一沒有預測到的就是銀行的借貸體系到底有多糟糕，這些銀行到底有多不透明以及它們的風險管理體系到底有多失敗。”

工業化在這裡表現出它病態的一面：代理人利益集團將專業化當做疏離委託人的手段，反對他的委託人。

這種情況在西方歷史上至少已是第三次：第一次是黑格爾用絕對理念，在精神上徹底否定了所有不符合“概念”的芸芸眾生；第二次是希特勒用絕對極權，在政治上徹底*了所有的老百姓；第三次是華爾街用絕對貨幣，在經濟上徹底剝奪了窮人。

人類從黑格爾的理性極端化中汲取教訓，產生了尼采的後現代精神；從希特勒的極權中汲取教訓，產生了對多元化後現代社會的嚮往；從華爾街的貨幣極端化中汲取教訓，將實現個性化的後現代經濟的轉向。

加強監管可以解決問題嗎？

在現有體制下加強監管，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嗎？從歷史發展來看，安然事件後美國加強了監管，但並沒有能阻止更大的次貸危機的發生。

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在國會解釋為什麼當年放鬆監管時，解釋說是銀行出於自身利益應該會在放貸時謹小慎微，因為它們得保護股東利益。然而眼下的危機證明，這一理念不對，這一點讓格林斯潘“震驚”。

從雷曼兄弟公司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格林斯潘原有理念成立的前提是公司委託人與代理人一致。事實是，雷曼兄弟公司的代理人恰恰不會為了公司利益而在放貸時謹小慎微，因為他們讓公司承擔的風險越大，自己得到的就越多，而他們自己並不承擔其中的風險。

監管是必要的，沒有大補還有小補，但監管有它的內在矛盾。現代性的本質就建立在委託代理二分上。改變了二分關係，也就動搖了現代性的根本。在委託代理二分矛盾中，代理人之所以日益成為矛盾的主導方面，是因為代理人透過不斷分工和專業化，擴大中間環節，成為增值的根本來源。在這一過程中，代理人與委託人的資訊不對稱是很難從根本上改變的，因為代理人具有專業上的優勢。在次貸危機中，代理人設計的衍生金融工具之繁複、利益之不透明性，是委託人很難逾越的監管鴻溝。如果用同樣複雜的監管對付代理人，又勢必加大企業交易費用。薩班斯法案實行中就遇到過這方面的問題，資訊監管成本過高，甚至使一些規模不算小的企業難以承受，難以為繼。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委託—代理關係中，代理人膨脹是矛盾的主導方面，監管永遠是次要的方面。改變矛盾的主次方面，意味著現代性的質變。

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在於，揚棄委託代理這種二分關係，透過資訊化手段，實現代理人行為的透明化，最終實現代理人向委託人的復歸。具體來說，應在傳統貨幣市場外發展兩種獨立的虛擬經濟：一是金融虛擬經濟，它的核心不再是貨幣，而是以異質資訊為中心的信貸服務，但權力必須交給委託人；一是資訊虛擬經濟，它不再以傳統貨幣為中介，而發展出交換中介與具體服務合一的資訊工具。這兩種形式都超越了現代性，是以委託人為中心的經濟。只有這樣，才可以從根本上避免當前這種危機。

次貸危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早晚都會來。它反映了美國社會從現代經濟向後現代經濟轉型中的痛苦和摩擦，它是新舊交錯中舊板塊日益不適應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