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薩摩藩最終倒向倒幕派。參與皇宮守衛權的爭奪，卻不是因為桂小五郎和巖倉具視的口才好，而是掌握藩政的大久保利通做出了這樣一個判斷：中國人不會介入京都的皇權之爭。

中國人在長州的軍事行動，一直給人“慎重”甚至“保守”的印象，似乎“處處留有餘地”。

你看：進佔馬關之後，遲遲沒有向山口進軍；進佔山口之後，更是暫時停止了一切軍事行動，並不乘勝追擊。對長州殘餘勢力斬盡殺絕。那位關貝子，很像是對長州藩的“奉獻版籍”動了心了呢。

這位關貝子，對長州豪商下手雖狠，但畢竟是長州人意圖刺殺他在先，須怪人家不得。中國和日本的政治習慣不同，在暗殺和處置暗殺上面，遠不如日本那麼“隨意”、“寬容”——這一點，大久保利通等人是知道的。

對扯旗放炮的長州藩尚且如此，又怎會進入京都，深深介入日本的皇權之爭呢？

大久保利通以為。中國對日本的政策，和英國人彷彿。是一種“有限干涉”，目的是在日本維持“力量的平衡”，不使一方徹底壓倒另一方。

大久保利通的判斷，不能說錯。如果關卓凡不是一個穿越者的話，對日本的認識不包括原時空二十世紀的經驗，那麼，他確實會如大久保利通所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