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噸生鐵，需要1000多萬噸的運輸量，所以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來就要顧明到河南去看看。顧明去看後，把土法煉出的所謂生鐵帶了回來，實際上，其中最好的也不過是含鐵成分較多的海綿鐵。大批農民上山鍊鐵，許多地方分不清什麼是鐵礦石，把比較重的黑石頭塊當成鐵礦，也弄不清一噸是多少，把一擔當作一噸。周恩來為了減少盲目性，想加以引導，每星期主持召開一次鋼鐵會議。秘書建議把大學裡化工系的學生派下去，幫助農民分析化驗鐵礦石。周恩來採納了，調了1。3萬多大學生去各地幫助分析化驗。但是，當時幾千萬人上山鍊鐵，這點大學生是無補於事的。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業書記陳剛向周恩來請示彙報，說四川還有幾百萬人在山上，既無寒衣，又缺糧食，鋼鐵任務沒有完成，怎麼辦？周恩來指示：立即下山。

大辦鋼鐵，使國家直接損失幾百億元，大傷了我國經濟的元氣。“大躍進”初始階段的幾個“大辦”中，還有一個大辦工業。地方工業盲目發展。周恩來不可能從根本上來制止這些“大辦”，但是在可能的範圍內，他潑了冷水。1958年7月，周恩來故鄉淮安縣的副縣長王汝祥到北京，想為辦地方工業解決鋼材問題，找到了周恩來。周恩來關懷地詢問了淮安的經濟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議：淮安縣應該把主要力量放在農業上。地方工業除手工業和土法生產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過多，而已裝置和鋼村都供應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鐵木農具廠搞起來，然後再及其他。這一段話，說明了周恩來是清醒地看到“大辦”中的問題的，但是他的這些思想當時未能引起全黨的重視，而在大辦鋼鐵、大辦工業的思想下，在財政下放的體制下，各地互相攀比，辦起了許多無原料、擠佔國營企業原料的社辦、縣辦工業。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這就是第一次鄭州會議。這次會議是為了糾正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以浮誇鳳、“共產風”和瞎指揮為主要特徵的前一段的“左”傾錯誤，提出社會主義時期不能消除商品生產，不能剝奪農民。接著，毛澤東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毛澤東在23日講了一次話，提出要“壓縮空氣”，辦事要有充分的根據，鋼產量計劃指標要降低，各部門都要把根據不足的指標降下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接著，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周恩來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提醒全黨認真注意在戰略上要藐視困難，在戰術上要重視困難，既要有沖天幹勁，又要有科學分析的原則，認真使經濟計劃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礎上，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發展互相保持適當的比例。

這以後，周恩來就比較好講話了。1958年12月27日，他在全國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上講了話。他說：1958年這一年，經驗有兩點，一是高速度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客觀可能性的基礎上，一是必須遵守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第二天，他又召集陸定一、康生、張際春、周揚、楊秀峰、錢俊瑞、張子意、胡喬木、復衍、陳克寒、林默涵、徐運北、榮高棠、吳冷西、姚臻等，就文藝、衛生、體育等方面在高速度發展中的一些偏差，進行商議。周恩來指出：要承認共產主義的熱情，但“領導幹部頭腦要清醒”。他還說：我們每個人的講話如果不妥當，“完全可以駁，不要樹立迷信的權威”。

這時候，他已經在憂慮經過1958年的大浪費，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2月24日，周恩來到河北安國縣和徐水縣視察，看了製藥廠、機械廠、農業紅專大學和一些新居民點。當看到把不夠中學程度的學生集中到一起學習，掛起大學的牌子，他心裡很難過，感到這是把黨的謙虛作風丟掉了，變成了浮誇。在回來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領導人解學恭說：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隨便減少耕地，今年的吃飯不要錢的口號，“把共產主義庸俗化”了，到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糧食可能出現緊張局面。要注意聽老農的話：允許吃飽，但不能浪費糧食。

1959年從年初到7月廬山會議前，周恩來都致力於這方面的糾正工作。他認為：1958年全民辦企業，每個公社辦一點工業，一個縣辦很多工業，把材料佔用了，大企業反而感到不夠了。他同中共石家莊地委、河北省委負責人研究生產時說：去年由於對農業估產高了，在估高的基礎上生產佈局多了，造成了市場的緊張，現在要落實，抓工業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