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的三個條件：一、負責制定對日外交方針；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會決議；三、中央財政歸行政院獨立主持。在蔣介石的支援下，汪精衛的要求被國民黨中委會全部接受，汪則於８月２３日宣告復職。

不過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汪精衛和蔣介石被認為是賣國主謀，激進的愛國者們把兩人列為暗殺的物件。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６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後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大禮堂裡的秩序比較混亂，於是多疑的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參加合影，返回會議廳休息室。汪精衛見蔣介石遲遲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蔣說：“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汪精衛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參加，將不能收場，怎麼能行，我一定要去。”攝影剛完，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從後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衛被刺後，陳璧君首先趕來，見汪精衛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當年兩人赴京暗殺攝政王的情景，悲憤地說：“四哥，你放心罷，你死後有我照料兒女。革命黨反正要橫死的，這種事我早已料到。”蔣介石也從休息室趕來，汪精衛以為自己要死了，對蔣介石說：“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後，要你單獨負責了。”

不過汪精衛的傷勢雖重，但所中的三槍並非致命傷，在南京中央醫院將左臂、左頰的子彈取出，但後背的子彈取不出來。汪精衛在遇刺後會見報社記者時說：“竊思本人生平並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暴舉，於情不可無原。擬懇請國府，將牽連犯人從寬赦免。”

汪精衛被刺受傷後離開南京前往歐洲療養，辭去了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由蔣介石接任，外交部長由張群接任。此後蔣介石的獨裁權力不僅在政府方面和軍隊方面，在黨的方面也增長起來。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至７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為胡漢民，蔣介石為副主席；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則為汪精衛，蔣介石亦為副主席，但胡漢民和汪精衛都在國外養病，實際國民黨已由蔣介石一手操縱。

汪精衛被刺後，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又遭暗殺，此後國民黨內主張對日強硬的主戰派成為主流。蔣介石在軍政上“單獨負責”後，沒有汪精衛那樣敢承擔“賣國責任”的勇氣，所以蔣介石主政後的南京政府開始向主戰派的方向傾斜。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外交部長張群對日本駐華大使表示：希望調整中日關係，否則只有靠戰爭解決問題。１９３６年６月蔣在講話中說：“中國和日本的衝突已不可避免，而且為期不遠了”。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主戰派大佔上風，確定了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的政府方針。蔣介石在該會上表示：“絕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危及國家生存，則必出最後犧牲之決心”。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發生了軍人暴動的“二二六”事件，此後日本政府基本被軍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變以後，一些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又開始策劃“華北分治運動”，試圖將華北五省也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內。五屆二中全會後的南京政府，在華北問題上以不妥協的強硬姿態和日方進行交涉，１２月３日雙方的談判決裂。正在這時，發生了西安事變。

“九一八”事變的最大“受害者”是張學良，《塘沽協定》又使張學良軍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盤。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張學良周遊歐洲各國，張回國後被任命為西北剿匪副司令，東北軍移駐西北，執行剿滅共產紅軍的任務。張學良在失去地盤後，一改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成為堅決的抗日者。張學良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要求蔣介石停止對共產黨紅軍的圍剿，聯共一致抗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張學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蔣介石，試圖以“兵諫”的方式來迫使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當時國內的許多人雖然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不滿，但也不贊成張學良以武力對國家元首進行逼迫的作法。除共產黨以外的各路軍閥和各地實權者紛紛通電支援蔣介石，社會輿論也基本站在蔣介石一邊。南京政府更是採取了對張學良堅決不讓步的政策，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也督促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使張學良處於十分為難的處境。蔣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