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應的痛苦經歷。最終，施特勞斯還是放棄了。馬塞爾·赫普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當他和烏莉分手時，他流出了痛苦的眼淚。”這當然不僅關係到烏莉還是家庭的問題，還關係到施特勞斯作為頂尖政治家的存在問題，關係到在權力中心的去留問題。但大聯合的時代已經結束——在贏得聯邦議院選舉後，1969年10月21日，維利·勃蘭特在聯邦議院被選為新總理。所有主要的政治家都起立祝賀勃蘭特。只有施特勞斯像被釘在座位上一樣坐著沒動，在一種驚愕的狀態下發愣——勃蘭特偏偏到達了施特勞斯朝思暮想的位置，登上了政府首腦的寶座。這一刻，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的生活目標落空了。“施特勞斯不再是個有前途的人了。”《南德意志報》寫道。這是一種雙重的痛苦：為了不放棄他在這個權力中心的位置，他放棄了烏莉，而現在他又被清除出了這裡。 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的風格又一次改變了。如果說他在當財政部長的時候表現得適度而有分寸，讓他的對手都大為吃驚的話，那麼現在他毫無分寸的言辭甚至使他的朋友都感到震驚了。“誰要是阻礙我得到權力，我會殺了他。”據說在酒精的影響下，他曾在小範圍內說過這樣的話，雖然人們不清楚他當時的表達是否真是這樣。施特勞斯瞭解臺下的日子，他懷念被人歡迎和擁戴的時光。就像當初在帕紹，當他走進尼伯龍根大廳的時候，人們都用崇拜的表情看著他，虔誠地和他握手，就像進行一場宗教儀式。他討厭作為反對黨的生活，這種無盡的等待讓他不勝其煩。但終於他找到一點小小的快樂：他在世界上還挺有名——這點倒得感謝奧格施泰恩和他的同伴們。他現在最願意幹的事情就是和瑪麗安娜一起出訪，這裡見一個沙特王子，那裡見一個柬埔寨公主，還和極少再接見其他人的老年毛澤東握手，同地球另一端莫斯科的對手進行爭辯。這搞的可是“大政治”。他同樣重視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甚至智利的右翼獨裁者。當然他還遠遠不是個法西斯主義者。不管是毛澤東還是皮諾切特，他當然只去見那些與他同樣狂熱的莫斯科反對者。

皮諾切特在1977年要授予他一個榮譽博士頭銜，他便去了聖地亞哥。據當時在場的埃裡希·李德爾說，在那兒的時候，皮諾切特要感謝他“把南美洲從共產主義中解救出來”。施特勞斯和皮諾切特甚至用了很長時間來討論憲法的開頭——“人的尊嚴不可侵犯。”真是恐怖的一幕，皮諾切特曾對上千人施以酷刑並使其中的許多人“失蹤”。1977年9月，漢斯·馬丁·施萊爾被恐怖組織“紅軍派”謀殺。 一個月後，“紅軍派”又劫持了一架漢莎航空公司的飛機，目的是想讓他們在施塔姆海姆身陷囹圄的頭目獲釋。那是一個歇斯底里的時代。瑪麗安娜在慕尼黑一棟高樓裡買下了頂層14樓的三套住房。現在施特勞斯家住在那裡，遠離普通的生活，因為瑪麗安娜害怕。自從她和丈夫結婚，雖然她已經習慣了他“被誹謗中傷”，但現在在這種全國都被恐怖組織襲擊的情況下，危險更近了，丈夫或許會有生命危險——甚至是孩子們。這裡安全措施嚴密，電梯只到13層，那裡有安全官員檢查每個人。三個孩子每人都有一個保鏢。早晨，如果孩子們去上學，瑪麗安娜會從上面看著，只到孩子們從她的視線中消失。

瑪麗安娜和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7）

後來人們確實發現，在對面鄰近的高樓上已經有“紅軍派”的恐怖分子租住在那兒。莫尼卡·霍爾邁埃爾曾經非常透徹地描述過這個時期以及它給瑪麗安娜的三個孩子的心靈上造成了什麼後果。也許這種緊張至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解釋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的一些特別歇斯底里的表達：他罵作家貝恩特·恩格爾曼是“老鼠和蒼蠅”，因為這位作家總是盯著他，而且老寫一些不負責任的書。這種使用糟糕的納粹語言的行為是一種嚴重的倒退，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對浪潮，特別是使年輕人認為，施特勞斯本身就是個納粹。很快，成百上千的年輕人要求“制止施特勞斯”。施特勞斯家則是這樣一個家庭：他們無比緊密地聯合在一起，共同抵禦外來的真實的或是可能的威脅。“就像瀝青和硫磺。”莫尼卡·霍爾邁埃爾說。每個人都完全支援家庭中其他人，妻子支援丈夫，子女支援父母，家庭就是避風港。因為瑪麗安娜·施特勞斯認為，在家庭外邊，整個德國上下，老的價值觀已經淪喪。她仔細分析了當時社會的變化，這種“墮落”——離婚、墮胎、同居的人數都在增長。以她之見，這都是“社會自由主義”政策的責任。她和她丈夫的觀點一致。在一次採訪中她說，如果她的孩子們有一天“站到對立的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