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塞爾在1940年4　月6　日的日記中，詳細講到戈臺勒向他所分析的哈爾德的精神狀態。他在日記中嘆息道：“看，結果還不是這樣！”這位日記的作者補充說：“哈爾德在談到他的責任的時候，開始哭起來了，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神經受傷的軟弱的人。”

這個印象的真實性是可疑的。哈爾德4　月第一週的日記裡，盡是關於他協助策劃的、在西線舉行大攻勢的準備工作的詳盡記述。在重讀這日記時，本書作者至少得到這樣的印象：當參謀總長和那些戰地司令官商談並且稽核德國曆史上最巨大、最大膽的軍事行動的最後計劃的時候，他的情緒是興高采烈的。在他的日記裡，沒有什麼謀反思想，或者與良心作鬥爭的跡象。雖然他對丹麥和挪威的進攻有些不安，那完全是出於軍事原因的考慮。他對於納粹侵略4　箇中立小國，絲毫沒有道德上的疑慮，雖然德國對這些國家的邊疆都曾作過莊嚴的保證，而他也知道，德國即將對它們進行攻擊，對其中兩個國家即比利時和荷蘭的進攻計劃，還是他自己親自領導制訂的。這些“正派的德國人”想在時機尚未過晚之前趕希特勒下臺的最後企圖，就這樣結束了。這是他們本來可以獲得寬大的和平的最後機會，勃勞希契和哈爾德表示得很清楚，將領們對於談判出來的和平是不感興趣的。他們現在與元首一樣，只是想實現在德國勝利以後由他們指定條件的和平。直到這種機會漸漸消失時，他們才認真地回到他們原來想把他們的瘋狂的獨裁者除掉的謀反想法，這種想法，在慕尼黑時代和佐森時代曾經是十分強烈的。讀者必須記住這種精神狀態和性格，才能瞭解接著發生的事件和後來編造的神話。

攻佔丹麥和挪威

希特勒征服丹麥和挪威的準備工作，被許多作家稱為戰爭中保密最嚴的事情之一，但在本書作者看來，這兩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甚至英國人——之所以猝不及防，不是由於他們沒有得到將要發生什麼事變的警告，而是由於他們沒有及時地相信這種警告。

在災禍發生前10天，諜報局的奧斯特上校向他的一個親近的朋友、荷蘭駐柏林武官Ｊ·Ｇ·沙斯上校透露了德國“威塞演習”計劃的訊息。沙斯立即通知丹麥海軍武官寇爾森上校。但是安然自得的丹麥政府並不相信自己的海軍武官。當4　月4　日丹麥駐柏林＇695＇　的公使打發寇爾森趕快回哥本哈根親自報告的時候，他的情報還是沒有得到重視。甚至在事變發生的前夕，即3　月8　日晚上，已接到德國一艘滿載部隊的運輸艦在挪威南部海岸——就在丹麥北面——中了魚雷的訊息，不少丹麥人還親眼看見一批德國海軍艦隊在他們的島嶼之間向北駛去，甚至在這個時候，晚餐桌上有人說到國家已處於危險狀態時，丹麥國王對這話還一笑置之。

“他真的不相信有這回事。”一個當時在場的禁衛軍軍官後來說。他還說，事實上，國王餐後還到皇家戲院看戲，心情“充滿自信而愉快”。早在3　月間，挪威政府就從駐柏林公使館和瑞典人那裡接到關於德國軍隊和海軍艦艇在北海和波羅的海港口集中的警告。4　月5　日從柏林收到了一件確實的情報說，德國人即將在挪威南部海岸登陸，但是奧斯陸的麻痺自滿的內閣還是對之抱懷疑態度。4　月7　日，發現有幾艘德國大型軍艦向挪威海岸前進，同時並接到英國飛機在斯卡格拉克口外掃射德國艦隊的報告；4　月8　日，英國海軍部通知挪威駐倫敦公使館，說發現有一支強大的德國海軍駛近納爾維克；而奧斯陸的報紙也發表新聞說，當天在挪威的利勒散附近海面遭到波蘭潛水艇襲擊的“里約熱內盧”號運輸艦上遇救的德國士兵宣稱，他們是去卑爾根協助抵禦英國的——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挪威政府還不認為有必要採取顯而易見需要採取的步驟，例如動員軍隊，在所有港口的炮臺裡配備充足的兵力，堵塞飛機場的跑道，或者——尤其重要的是——在通向首都和主要城市的易於敷設水雷的狹窄水道上設定水雷。如果這些事情都辦到了，歷史也許會別有一番轉折。

不祥的訊息，正如丘吉爾所說的那樣，在4　月1　日就開始傳到倫敦了。4　月3　日，英國戰時內閣討論了最新的情報，尤其是從斯德哥爾摩來的情報。這些情報說，德國人在它的北部港口集中了相當多的兵力，目標在於向斯堪的納維亞推進。但這訊息似乎並沒有受到認真的考慮。兩天以後，4　月5　日，當德國第一批海軍補給艦逛已經出海的時候，張伯倫首相在一次講演裡宣稱，希特勒由於沒有在英法毫無準備的時候進攻西線，已經“錯過了機會”——這句話使他不久以後就自悔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