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勝利，哪些方面遭到了失敗，他們的勝敗程度如何，在當時都不是很清楚的。花花公子巴本讓人給開了一個玩笑，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他當時一直是被人當作笑話來談的，正如弗朗索瓦一龐賽所說，即使在他朋友看來也是如此。同樣清楚的是，國會這一次行動表明了絕大多數德國人反對興登堡一手挑選的總統政府。但是採取這種做法，豈不是進一步破壞了人民對議會制度的信任嗎？至於納粹黨人，他們豈不是再一次表明他們不僅是隨便胡來的，而且為了要達到目的，不惜同共產黨勾結嗎？此外，人民不是已經厭倦了選舉，納粹黨在一年以內的第四次的不可避免的新選舉中不是可能喪失選票嗎？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甚至是弗立克，都認為如此，並且認為，喪失選票對黨來說可能會帶來很嚴重的後果。

但是，據戈培爾那天晚上的記載，希特勒“樂極忘形。他又一次作了一個明確的、毫不含糊的決定”。

國會後來很快地承認了解散令，新選舉定在11月6　日舉行。對納粹黨來說，新選舉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因為，戈培爾指出，人民對於政治演說和宣傳已經感到厭倦了。他在10月15日的日記裡承認，甚至納粹黨內的工作人員也“由於這些永無休止的選舉而弄得神經緊張不安。他們疲勞過度？？”

另外也有經濟上的困難。大企業和大金融轉而支援巴本了，因為他對他們作了一定的讓步。正如豐克所警告的一樣，他們對於希特勒拒絕同興登堡合作，對於在他們看來他的日益發展的激進主義和不惜同共產黨合＇172＇　作的傾向（國會事件證明了這一點），越來越感到不能信任。戈培爾在他10月15日的日記中提到了這一點：“錢非常難弄。有‘財產和教育’的先生們都支援政府。”

選舉前幾天，納粹黨同共產黨一起在柏林舉行了一次運輸工人的罷工，而工會和社會黨都沒有支援這次罷工。正當納粹黨亟需經費在竟選運動的尾聲中最後加一把勁的時候，這個行動使得企業界的人士更不願意慷慨解囊了。戈培爾在11月1　日的日記中陰鬱地寫道：“經費短缺成了我們的長期病。

我們沒有足夠的經費來進行一次真正大規模的竟選運動。許多資產階級人士被我們參加罷工所嚇退。甚至我們黨內的許多同志也開始有懷疑了。”11月5　日，選舉前夕的日記寫道：“最後進攻。全黨為避免失敗，進行了拼命的努力。我們終於在最後一分鐘弄到了1　萬馬克。這筆錢星期六下午就要投入竟選運動。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現在讓命運來作出決定吧。”

命運，還有德國選民，11月6　日在好些事情上作出了決定，但是其中沒有一件事情對於崩潰中的共和國前途是有決定意義的。納粹黨喪失了200　萬張選票，在國會中喪失了34個席位，一共只有196　個席位。共產黨增加了75萬張選票，而社會民主黨卻喪失了這個數目，結果共產黨在國會中的議席從89席增加到了100　席，而社會黨從133　席減少到了121　席。支援政府的唯一政黨德意志民族黨增加了將近100　萬張選票——顯然得自納粹黨，議席從37席增加到了52席。國家社會黨雖然仍是全國第一大黨，但是喪失200　萬張選票卻是個很大的挫折。納粹狂瀾第一次退潮了，而且是從遠遠不夠多數的那一點開始退潮的。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了。希特勒要爭奪政權，現在所處的地位比7　月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軟弱。

巴本意識到這一點，於是撇開他自稱的對希特勒的“個人厭憎”，在11月13日寫了一封信給他，邀他前來“討論局勢”。但是希特勒在覆信中提出了許多條件，使巴本終於放棄了要想同他達成諒解的一切希望。納粹黨領袖頑固不化的態度並沒有使態度隨和、庸碌無能的總理感到意外，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朋友和軍師施萊徹爾現在提出的一個新建議。原來這個詭計多端的幕後操縱者已經得出這樣的結論：巴本像前任勃魯寧一樣，現在已經不再有什麼用處了。他的計謀無窮的頭腦中現在醞釀著新的計劃。他的好朋友巴本必須下臺。總統必須不受任何牽制，可以自由地同各政黨，特別是同最大的政黨打交道。他要求巴本辭職，巴本和他的內閣就在11月17日辭職了。

興登堡立刻派人去請希特勒。

他們在11月19日的這次會見，氣氛就不像8　月13日那次那麼冷冰冰的了。這次總統請他的客人坐了下來，並且同他談了1　個小時以上。興登堡向希特勒提出兩個辦法，供他選擇：如果他能＇173＇　夠提出一個具體的政綱並能在國會中爭取到行得通的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