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並代為請教我認為可以請教的朋友們。

除了“唱獨腳戲”的材料外，職教社的幾位先生也常常做些文章幫忙，在這個初期裡，畢雲程先生做的文字也不少。關於國外的通訊，日本方面有徐玉文女士，美國方面有李公樸先生，都是很努力的。以上大概是最初兩三年間的情形。

我對於蒐集材料，選擇文稿，撰述評論，解答問題，都感到極深刻濃厚的興趣，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為一體了。我每搜得我自己認為有精彩的材料，或收到一篇有精彩的文字，便快樂得好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似的！我對於選擇文稿，不管是老前輩來的，或是幼後輩來的；不管是名人來的，或是“無名英雄”來的：只須是好的我都要竭誠歡迎，不好的我也不顧一切地不用。在這方面，我只知道週刊的內容應該怎樣有精彩，不知道什麼叫做情面，不知道什麼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

《生活》週刊在這階段的內容，現在看來顯然有著很多的缺點，不過我所指出的是當時的這種工作已引起了我的興會淋漓的精神，使我自動地用著全副的精神，不知疲乏地幹著。同時還有一位好友徐伯昕先生，也開始了他對於本刊事業的興趣。我接辦本刊後，徐先生就用全力幫助我主持本刊營業的事務，他和我一樣地用著全副的精神努力於本刊的事業。孫夢旦先生最初用一部分的時間加入努力，後來漸漸地也用著他的全部分的時間。最初經常替《生活》週刊努力的職員就只是這三個人。

28�一個小小的過街樓

從上次所談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週刊的創辦並沒有什麼大宗的開辦費。寥若晨星的職員三個， 徐先生月薪二十幾塊錢，孫先生月薪幾塊錢，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業，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塊錢。我還記得當時在辣斐德路一個小小的過街樓，排了三張辦公桌就已覺得滿滿的，那就是我們的編輯部，也就是我們的總務部，也就是我們的發行部，也就是我們的廣告部，也就是我們的會議廳！我們沒有大宗的經費，也沒有什麼高樓大廈。我們有的是幾個“患難同事”的心血和努力的精神！我們有的是突飛猛進的多數讀者的同情和贊助！《生活》週刊就在這種“心血”、“努力”、“同情”和“贊助”所造成的搖籃里長大起來的。

我永遠不能忘記在那個小小的過街樓裡，在幾盞懸掛在辦公桌上的電燈光下面，和徐、孫兩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樣靜寂的夜裡，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著我們這三個人；但同時唸到我們的精神是和無數萬的讀者聯絡著，又好像我們是夾在無數萬的好友叢中工作著！我們在辦公的時候，也往往就是會議的時候；各人有什麼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討論，就議決，就實行！孫先生是偏重於主持會計的事情，雖則他對發行方面也很努力。徐先生是偏重於營業和廣告的事情，雖則他在總務方面也很重要。在編輯方面他常用“吟秋”的筆名作些漫畫湊湊熱鬧，因為他不但在營業和廣告方面富有創造的天才，而且也對於美術具有深切的興趣。我的工作當然偏重於編輯和著述方面。我不願有一字或一句為我所不懂的，或為我所覺得不稱心的，就隨便付排。校樣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樣時的聚精會神，就和在寫作的時候一樣，因為我的目的要使它沒有一個錯字；一個錯字都沒有，在實際上也許做不到，但是我總是要以此為鵠的，至少能使它的錯字極少。每期校樣要看三次。有的時候，簡直不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講到這裡，我還要附帶謝謝當時承印我們這個週刊的交通印刷所，尤其是當時在這個印刷所裡服務的張銘寶先生和陳錫麟先生。他們不但不怪我的麻煩，而且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讀者一天天多起來，國內外的來信也一天天多起來。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個半天來看信。這也是一件極有興味的工作，因為這就好像天天和許多好友談話，靜心傾聽許多讀者好友的衷情。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信是可以在週刊上公開發表和解答的，有大部分的信卻有直接答覆的必要。有的信雖不能發表，我也用全副精神答覆；直接寄去的答覆，最長的也有達數千字的。這雖使我感到工作上的極愉快的興趣，乃至無上的榮幸，但是時間卻漸漸不夠起來了，因此只得擺脫一切原有的兼職，日夜都做《生活》週刊的事情，做到深夜還捨不得走。我的妻有一次和我說笑話，她說：“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裡面去！”其實後來縱然“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裡面去”也是來不及的。後來最盛的時候，有五六個同事全天為著信件的事幫我的忙，還有時來不及，一個人縱然不睡覺也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