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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課方面，這個青年“老學究”大有包辦的嫌疑！他要講解《論語》《孟子》，要講歷史和地理，要教短篇論說，要教英文，要教算學，要教書法，要出題目改文章。《論語》 《孟子》不是我選定的，是他們已經讀過，老東家要我替他們講解的。那個聾學生只能讀讀比較簡單的教科書，不能作文。夜裡還有夜課，讀到九點鐘才休息。這樣的兒童，我本來不贊成有什麼夜課，但是做“老夫子”是不無困難的，如反對東家的建議，大有偷懶的嫌疑。只得在夜裡採用馬虎主義，讓他們隨便看看書，有時和他們隨便談談，並不認真。

我自己是吃過私塾苦頭的，知道私塾偏重記憶（例如背誦）而忽略理解的流弊，所以我自己做“老學究”的時候，便反其道而行之，特重理解力的訓練，對於背誦並不注重。結果，除了那位聾學生沒有多大進步外，其餘的兩個小學生，都有著很大的進步。最顯著的表現，為他們的老祖父所看得出的，是他們每天做一篇的短篇論說。

我很慚愧地未曾受過師範教育，所以對於怎樣教小學生，只得“獨出心裁”來瞎幹一陣。例如作文，每出一個題目，必先顧到學生們所已吸收的知識和所能運用的字彙，並且就題旨先和他們略為討論一下；這樣他們在落筆的時候，便已有著“成竹在胸”、“左右逢源”的形勢。修改後的卷子，和他們講解一遍之後，還叫他們抄一遍，使他們對於修改的地方不但知其所以然，並且有較深的印象。

11�踏進了約翰

幾個月的鄉村生活匆匆地過去，轉瞬已到了暑假。幾個小學生到上海投考學校，我也回到上海準備投考聖約翰大學。

和我同時投考約翰的還有一位南洋同學，就是現在的王以敬醫師。他原是在南洋選定土木科的，因為性情不近，改選醫科。我們兩個人在南洋時雖所進的學科不同，但是都讀到大學二年級。他進醫科，先要進約翰的理科，我要進的卻是約翰的文科。由工科轉到理科，比我由工科轉到文科來得便當，因為工科和文科的課程相差太多了。幸而我自己平時對於文科有關係的書籍已無意中看得不少。在那時並不知道自己要轉文科，不過因為自己喜歡看，所以便常常看看，不料在這個緊急備考的時候，居然有一點用處。例如要考的英文文學名著，在一二十種中選考四種，這就不是臨時抱佛腳所能速成的。可是無論如何，要想從工科二年級跳到文科三年級，這在當時好多朋友都認為是太大膽的。我所以不得不這樣大膽來拼一下，與其說是我的野心，不如說是因為我的經濟力量常在風雨飄搖的境況中，希望早些結束我的大學教育。

我和王先生同住在上海青年會寄宿舍裡，兩個人同住在一個房間。臨考的那幾天，我們兩個人的心裡都非常緊張。我們都存著非考取不可的念頭，因為我們都各有苦衷。王先生立志研究醫學，上海除德文的同濟外，英文的醫學校在當時只有約翰是比較差強人意的。我呢，在當時也覺得要研究英文，在上海似乎也只有約翰是比較差強人意的。可是考試的成敗是最難捉摸的事情，所以那幾天我們的心裡是特別的緊張，差不多每日二十四小時都是時刻在惴惴危懼著的。每天夜裡，我們兩人都開著“夜車”，預備考試的功課到兩三點鐘，疲頓得不堪言狀。天矇矇亮就起來，匆匆盥洗了後，連早餐都沒有用，就匆匆出發，同乘電車到靜安寺。還早得很，有幾十個同往投考的人們不約而聚地步行一小時左右，才到約翰。考大學三年級的只有王先生和我兩個人。因為我們所投考的學科不同，所以兩個人還是分開來考的，各人都分別到各個有關係的教授房間裡去應試。提心吊膽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結果居然兩人都被錄取了。希望愈迫切和用力愈艱苦而得到的東西，在心理上也愈覺到快慰。我們兩人得到投考勝利的訊息後，當然是喜不自勝的。

好了，我如願以償地踏進約翰了。這樣轉換了一個學校，在南洋時功課上所感到的煩悶，一掃而光，這是最痛快的一件事。在約翰的教授方面，也有幾位是比較可以滿意的，例如哲學教授卜威廉，歷史學教授麥克納爾，經濟學教授倫默等。雖也有幾個飯桶教授濫竽其間，但是我可以不選他們的課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