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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某在哭廟一案中究竟擔任了何等角色——這個問題可以說困擾我已有多年。從他自*初起之際就給省裡寫信揭發任維初，以示呼應，併為之四處奔走這些事實來看，顯然應該是這場運動的支持者，至少是同情者。這一點也正是他令朱銜恨的主要理由。好在因為與朱的上司——江浙總督朗廷佐的師生關係，才在後者的庇護下得免報復與株連。但緊接著發生的向官方提供鬧事學生名單一事峰迴路轉，從而使任何打算確認此人在事變中真實立場的努力，再次變得非常困難。對此，我個人的推測是他與金之間可能有著某種不為人知的個人恩怨。考慮到金平素嘲弄禮儀，鄙夷名教，考試中多次胡作非為等放肆行為——對作為當地最高教育長官的程多有得罪——這樣的分析應該也在情理之中。但不管怎麼樣，在朱喜出望外獲取名單的第二天下午，金即在蘇州憩橋巷的家中遭到逮捕。一則傳聞說他即使在這樣的生死關頭仍然談笑風生。當時他正在廁所裡出恭，執行緝捕命令的公差在廳堂守候。也許“恭”“公”的剛巧諧音給了金靈感並使他忍俊不禁，以至一出來就迫不急待笑指著公差對他的朋友們說：“此謂之公人。”還有一則傳聞相比之下也許更為可靠一些，那就是他臨終前所寫的那兩句詩——是贈給前去探獄的一個朋友矍齋主人的。其時他被收押在南京總督衙門的死牢裡已有三月之久。由於自知死期已近，詩中不禁對自己生平的未竟著作滿懷擔憂與悵恨：“且喜唐詩略分解，莊騷馬杜待如何？”（總算唐詩評點工作的完成讓人稍感欣慰，但莊子、離騷、史記、杜詩這些書怎麼辦呀！）我絲毫也不懷疑這條史料的真實性，因為對金這樣的人來說，如果讓他在自己的精神生命與物質生命之間進行選擇，無論就其價值與重要性而言，前者都顯然是較後者更值得關心的東西。

在少年皇帝康熙登基的初期，有一種令歷史學家值得深思的現象。那時正常運轉中的國家機器突然出現一種心律紊亂般的恐慌。蘇州與湖州由於被確診為是作為主要發病區的左心室與右心室，很快受到包括斧鉞刀劍在內的各種醫療器械的強行干預。“奏銷案”“哭廟案”“莊氏史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相繼發生，剛嚐到幾年太平盛世甜頭的江南士子，轉瞬間又嚇得如同驚弓之鳥。連吳梅村、冒闢疆、餘淡心這樣的文壇領袖此後也都主動淡出了公眾視線，那些一般的詩人作家更是要麼醇酒美人消磨、要麼鑽進故紙堆裡不敢出來。看來，沒有比江山的穩固更值得統治者關心和重視的事情了——歷史學家其實早就已經這樣告訴過我們。在風塵僕僕的古運河兩岸，一批批身繫囚械被押解進京的縉紳名士就是最生動的說明。衙門開始收繳違禁書籍，各省的文教官員奉命即時檢查各類自費出版的文稿。*結社宣佈被取消。我們熟悉的蘇州觀前街前鋪面氣派的那些大小書局自然也不例外。儘管在不到一年以前，這裡尚以全國最繁華的圖書產銷中心著稱——此時卻門可羅雀。

書評家的真面目（10）

金聖嘆在此期間的不幸遭遇之所以許多年來一直讓人同情與惋惜，是因為自始至終籠罩在他身上的那種悲劇色彩——作為一場未遂*運動的無辜的犧牲品。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事發當天他不在現場，或像餘懷、李漁那樣生平擁有多位政界朋友，那麼事情的結果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樣子。至少保證他能有機會將評點進行到底並帶給讀書界更多的驚喜。我甚至還設想過他被捕後設法繞過朱，將自己的冤情直接向名聲不錯的江浙總督郎廷佐申述，或作為某種權宜之計，請人到程邑處說情、為自己平日的所謂放肆言行表示悔意，設法求得對方的寬恕——哪怕只有一點可能也該去試試。但現存紀錄除了提到他初次提審時因在大堂上非常奇怪地哭著喊叫順治的名字，以至被當場摑了三十記耳光外，沒有任何資料表明他曾試圖為自己的罪名辯駁與開脫。也許在金這樣深諳佛理的人看來，人世的事情原本就如浮雲過眼一樣亦真亦幻。“為汲清泉淘缽器，恰逢青鳥吃小蟲”，事實上在數年前所作、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