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也會變得很絕情，他最愛的，還是自己，他不想自己再受傷害。

跟徐起飛分手後不久，小綿曾經打電話給我。

“你們分手了？為什麼？”

“他現在怎麼樣？”我問小綿。

“他表面上沒有什麼，你知道他們幹這一行的，心裡怎麼想，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我替你們可惜，他是個好的男人。”

“我知道。”

“真希望可以看到你結婚。”她說。

我苦笑：“應該會有那一天吧！”

“告訴你一個好訊息，”她喜孜孜地說：“我懷了第二胎，希望這一胎是女的，便可以湊成一個好字。”

“恭喜你，你是我們當中最幸福的一個。”

“也許是我要求比較簡單吧。”

小綿選擇了一條最正常的路，嫁給一個養得起她的丈夫，生一個“好”字，相夫教子，未來的日子，是為兒女該進入哪一間幼稚園、小學、中學以及該到哪個國家留學而煩惱。四十歲，憂慮丈夫有外遇，僥倖過了這一關的話，便要為兒子娶什麼女人，女兒嫁什麼丈夫而操心。並非每一個女人都要得到最好的愛情，她們明白代價。只有我這種女人，才會為了虛無飄渺的愛情浪擲青春，到頭來一無所有。

公司在北京的業務已經上了軌道，並且聘請了兩名職員，專責北京事務，我的工作基地又變回香港。

“林方文好象也是一個人。”迪之告訴我。她的訊息來自唱片界。

“一個才子不可能沒有愛情的，否則就寫不出情歌了。”我說。

“失戀也是創作的泉源。”迪之說。

“你甚少會說出這麼有智慧的話。”

“你這麼刻薄，真該由林方文來收服你。”

“你既然和徐起飛分手，為什麼不去找林方文？你也不過為了他吧？”光蕙問我。

“我跟徐起飛分手，是因為我不愛他，而不是為了林方文。”

“如果林方文從來沒有出現，你便會死心塌地地愛徐起飛。”光蕙說。

“戀愛是不能假設的。”

“廿七歲，我們都快廿七歲了，好象還是昨天的事。”迪之有感而發。

“我曾經以為自己會在廿八歲結婚的，現在看來是不可能了。”光蕙說。

“說不定的，世事變化萬千。”我說。

“我會搬出來住。”光蕙告訴我們，“他替我租了一間房子。”

“你要正正式式當他的情婦？”迪之問她。

“這樣你會快樂嗎？”我問光蕙。

光蕙點頭：“我一直渴望嫁給一個愛我而又令我生活得很好的男人，他唯一做不到的，只是不能跟我結婚。”

“你有沒有想過，當你老了，他回到太太身邊，你便一無所有。”我說。

“你現在不也是一無所有嗎？至少我和我愛的人一起。”

星期天，我們替光蕙搬屋，她的新房子在跑馬地，她終於可以搬去跑馬地了，雖然不是嫁去，倒也和嫁去差不多。房子有八百多尺，裝修得很女性化，聽說上手住客也是一個單身女子。單位內有一個小陽臺，比林方文家那個陽臺大，我站在陽臺上，看著一群年青男子在馬場草地上踢足球。

“那個穿綠色球衣的很英俊啊。”迪之說。

“你又在看男人？”光蕙走出陽臺看熱鬧，“你已經有田宏了，他不是運動健將嗎？”

“他不喜歡踢足球，他嫌踢足球野蠻，我倒喜歡看野蠻的男人。”

“男人本來就很野蠻。”我說。

“是嗎？”光蕙問我。

“他們比女人原始，他們的需要也很原始，所有從來不懂得愛。”

“是的，女人比男人擅長愛。”迪之說。

“所以女人常常吃苦。”光蕙說。

“男人對女人就象對待腳下的球，他們只想控制它、駕駛它。”迪之說。

“我喜歡被駕駛的，真的，那是一種幸福的感覺。”光蕙笑著說。

“你呢？”迪之問我。

“我在尋找一個男人，只要別人在我面前提起他，我也會佻皮地吐吐舌頭，我想做他的壞孩子。”

“但你卻愛上一個壞孩子。”迪之取笑我。

“事與願違，世事都是這樣的。”光蕙說。

“不，你們不瞭解林方文。”我說，“他曾經控制著我的喜怒哀樂，我做每一件事，都是為了令他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