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國很特別，這個袖珍小國曾經以小勝大在春秋戰國時期創造了歷史奇蹟，但我認為其實可能與它的古老家族地位特殊有一定關係，不一定是別的小國家明裡暗裡讓著它，而是它更集中了一批高等級文明有效支援了它的發展。甚至，以這樣明顯屬於特例的國家很可能有特殊的宗教在支援也未必。

在以色列的12支系裡除了Livite還有1～2個名義上的神聖家族，比如從埃及出來有埃及文明背景的約瑟之後。在摩西時代，儘管利未人掌握了實權，但他們通常還是要給約瑟家族一些面子，因為按照世俗的解讀，這個家族才是真正的王族。我在《向東》一書中曾經把摩西的宗教改革看作是一場改朝換代的必然，目的就是讓利未族翻身，但同時他們卻也沒有徹底推翻約瑟後人。中山國我懷疑恰是有類似的根源，儘管不一定大家能記得遠到埃及的事情，但許多周圍國家願意給他們留個面子或許是可能的。不過這個面子越到後來越難見到，所以中山國終於在戰國晚期徹底被滅。實際上一種文明、一種格局都在這個事件裡標誌著他們在中國的徹底結束。隨之，一個新時代來臨了。如秦這樣沒有什麼貴根的新人恐怕最是厭惡類似的舊人舊根基，所以從文化上消滅他們是他們必須做的一件事情。

從宏觀角度看，全球在大約3500年前到2200年前，也就是在中國先秦時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是十分獨特的一個文明時期。許多標準與傳統得到奠定，也有一些古老傳統徹底破滅消亡。中國地區尤其明顯。秦國在這個結束期統一了中國其實並非偶然，我相信中國的文明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也是全球連動的一個環節。

秦始皇作為新文明的代言人對舊文化進行清洗有充足的道理。並且他的清洗未必是專門對於先秦舊史的隔絕。

今天對於先秦的無知或失憶完全也可以由其他因素造成，比如文字的不完備，地理概念的演變和不統一，甚至是人們對於地理歷史的懵懂無知，同時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混亂而停止了與中東的正常聯絡等，這些都有可能使今天難以找到夏商周與紅海的聯絡。或許某些看似平常的文字需要重新破解，只要轉換思維就會有“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意外出現。

我認為，古代人的遷徙活動，除極少數人有地理概念外，大多數人並沒有今天的具體地理知識，所以即便有文字想記錄也困難。但記錄的不方便並不等於遷徙的不方便，這要分開看待。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這個事實本身令人足夠驚訝和耐人尋味。或許這裡隱藏著秦始皇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先秦之所以不稱“皇帝”並非沒有概念，而是皇帝在“西方”，中國的最高首領只能為“王”，但秦始皇打破了這一切，這是一種與過去決絕的態度，是一種與西方斷絕聯絡的表態，同時他把聯絡的證據以及維護這個“禮制”最嚴格的儒生也給坑殺了。

對此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嚴重的懷疑，“秦”（qin）也有可能來自“錫安山”（tsion，錫安有許多不同的拼法，主要看哪個群體使用該種語言）。

圍繞一個“錫安”與“大衛城”或者“耶路撒冷”，按照拉爾夫的解說有這幾個拼寫或稱呼可能與其有關：Zion，Zoan，Zian，Tchian①。我將其對應在中國，則有更多的懷疑。“Zoan”更接近中國的“中”；“Tchian”更接近“China”，本來“T”在“Tchian”中就可以不發音，實際上就是“chian”；無論是“chian”本身還是其中的一個字母的可能錯位（為china），都給我們留下了更大的想像空間。按拉爾夫的意思，這不僅是一座以色列的城市名稱，而且還是古埃及的一座要塞的名稱。這可能是另外一個異地命名。既然在古代中東已經有兩個“錫安”，那麼在中國古代再發現一個也不是什麼意外了。

秦始皇的族系，假如要按照《史記·秦本紀》的說法為“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放進我的體系裡，他就是約瑟的後人，與“猶太人”或者“但人”都不屬一個派系，屬於以色列人中的王族世系。

對於中國古代就已存在的“夷”也應該給予充分的重視。最初它多與山東的“東夷”聯絡在一起。“夷”與“商”聯絡在一起。“夷”與“海”、與“海外”聯絡在一起。順著山東的“夷”，我們來到南方的“夷”，比如古代福建泉州這裡曾經聚集過大量來自阿拉伯等西來的外國人，就有“夷夏雜處”的說法，“夏”當然是指“中國人”，“夷”就是指從非洲或者阿拉伯半島到福建這裡的沿海國家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