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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瓦窯堡會議到洛川會議（1）

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作報告

奪取抗戰的勝利離不開正確的戰略指導。中國的敵後抗戰，正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中央制定的正確的戰略指導下從勝利走向勝利的。

結束萬里轉戰的北上紅軍到達陝北後，剛剛站穩腳跟，便在同年12月17日至25日於瓦窯堡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軍事戰略問題、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問題。會議透過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體現了毛澤東的戰略構想。決議指出，必須確定“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方針，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猛烈擴大紅軍”，據此，“即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份去。”特別是這次會議中毛澤東明確指出：“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這就是說，早在“七。七事變”前之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就已經預見到抗日戰爭將是一場持久的戰爭，並且為著動員並組織人民群眾進行全面抗戰，明確地提出抗戰的軍事戰略方針。

“七。七事變”後，在1937年8月中旬南京國民政府召開的軍事會議上，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提出：全國抗戰在戰略上要實行持久防禦，在戰術上應取攻勢，即實行積極防禦的方針；華北戰區須培養獨立持久的能力，並由陣地戰轉為運動戰，同時在敵人側翼和後方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破壞敵人交通運輸，牽制消滅日軍。可是，國民黨領導集團實際上沒有聽取這些意見。

事實上，不僅是國民黨，即使是中共內部的許多高階將領當時對實行何種抗戰戰略在思想上有分歧，急需用新的戰略方針統一全黨全軍的思想。當時由於紅軍出兵在即，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對平津失守後的形勢和黨的任務進行一次全盤的討論，統一思想。他提出：“在紅軍開動時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作戰問題，地點在洛川。”在此背景下，黨中央繼承1935年的瓦窯堡會議之後，於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陝西洛川召開了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會議。

8月20日，毛澤東從延安出發前往洛川。會址設在洛川城郊馮家村的一所小學裡，這是一個比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處在延安同前方將領所在的雲陽的中間。毛澤東住在村中一座破廟裡。蕭勁光回憶說：“黨中央就在這樣一個條件簡陋的小村裡，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洛川會議。”

洛川會議的議程是：（一）政治任務問題；（二）軍事問題；（三）國共兩黨關係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做了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的報告，並作了多次發言。

他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指出：現在已經開始政府的抗戰，而且得到人民的擁護，但人民還沒有大規模地參加，這就成為現在的弱點與今後的任務——使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我們的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持久戰的結果是中國勝利。”

關於紅軍的基本任務，他提出了五條：“（一）創造根據地；（二）鉗制與消滅敵人；（三）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四）儲存與擴大紅軍；（五）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並且說明：前四條是要實現的，後一條是要爭取的。他著重談了紅軍的戰略方針，那就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這種獨立自主是在統一戰略下的“相對的獨立自主”。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明確地提出紅軍在抗日戰爭現階段的戰略方針以游擊戰爭為主。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變。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戰略，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前期，經歷過兩次戰略轉變：第一次是國內游擊戰爭向國內正規戰爭的轉變，這個轉變曾遇到很大的困難；第二次是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遊擊戰爭的轉變。毛澤東一年多後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談到後一次戰略轉變時說：這個轉變是處於兩個不同的戰爭過程之間，是在敵人、友軍、戰場都有變化的特殊情況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成為遊擊軍（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游擊戰，才能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但是這樣的一個轉變，便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因此這個轉變應該是非常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