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只是因為自己的銷量和影響力不如對方大嗎？我們的社會是處在複雜轉型階段的，現在當我成為流行界的一員之後才深刻的體會到影響力的重要，也許你能做一個安心創作的作者，但是浮躁的社會風氣和快節奏的生活讓你無所適從，以前那種幾年創作一本書，然後賣個幾十年的悠閒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哪怕你說的都是金玉良言，但沒有適度的包裝與熱鬧的炒作照樣會賣不出去，所以一開始是一些有能力的作者迷茫了，然後就是一些沒有能力的人借題發揮以便恢復以前的影響力。

這種情況我覺得除了可悲之外還說明我們出版市場與制度並不健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保證自己的作家都能創作出叫好又叫座的“名著”，也必然會有一些人只寫點庸俗、**的東西，打擊他們並不要緊，關鍵是怎樣讓只會寫作的人也能參與到現代流行文化當中去？這個解決方案似乎就是經紀人。

我們都知道影視明星有經紀人，也知道某些體育明星也有經紀人，但是出版市場同樣需要職業的經紀人，以前這個職能在出版社的身上。但經濟大潮之下出版社也不想承擔這個風險，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總能聽說某人自費出書，如果這是娛樂小說，那說明這個作者地水平不足，甚至可以說是他的作品不能引起出版社的興趣，而如果是正經的文化類書籍甚至是工具書。那隻能說明我們的文化市場畸形到了何種地步，以至於這種本應有別於小說等消遣東西的作品也淪落到市場經濟地怪圈之中，同時這類書籍的銷量也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文化市場是否健康。

如果一個國家的出版業只消費流行題材，那證明這個國家的民眾文化素質普遍不高，如果一個國家只注重工具書、研究論文，那則證明這個國家是死氣沉沉毫無朝氣的地方。如何平衡這種關係看上去是市場的問題，但其實還是整個國家在教育以及其他文化方面的綜合素質問題。上輩子的時候我曾經發現一個有趣地現象，那就是在整個九十年代，人們對文化談論最多的無外乎是香港、臺灣甚至是日本、韓國他們今年流行什麼。以及電視上播放了多少人家的影視劇，甚至一些地下錄影廳還以追求流行前沿而自居。

那時候我記得曾經在電視上不止一次地看到國產優秀的紀錄片，不過播放的時間大多都是下午或深夜這個時段。因為一般的人是不會去觀賞那些以科普為目的的作品，即使大家都喜愛的動物世界也只能算是一枝獨秀而已。等到了九十年代末，電視上開始出現了《人與自然》等在黃金時段播放的節目，不過播放的膠片卻大多是國外地作品，我們只是對其進行了剪輯與解說，也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看見了《Discovry、《國家地理》等外國製作的優秀節目，但是當我和身邊的朋友們談起這些時，他們卻無一不嘲笑我是古板的書呆子，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節目的播放時間越來越靠前，等到了二十一世紀尤其是2005年以後我突然發現，這些對於青年朋友們來說不屑一顧的東西竟然成了流行、時髦與個人品味的象徵！

在我重生前，電視上有專門的科普頻道，我們又能看見優秀地國產紀錄片與科教片，甚至還有人因為正解歷史與典籍而紅遍大江南北，我們先不去評論人家的成名之路，讓我奇怪的是這種純粹的學術題材為什麼會重新受到人們的重視，難道真的如某些人所說。是因為以前看的戲說、歪曲歷史的影視劇太多了，所以現在想了解一些真實的歷史嗎？我看未必。

仔細地一琢磨就能發現，其實這是全民文化素質提高地表現，人們開始對一些文化與知識有了更深入的需求，他們想了解更多教科書上學不到地東西，所以這類題材才能再次煥發青春。少數的人是不能影響市場大方向的，比如九十年代的我就只能在凌晨1點鐘忍受著睏倦等著播放《Discovry，而當收視率提高的時候，電視臺自然會調整播放的時間。靠什麼影響收視率？除了影片的本身的精彩之外還要靠越來越多對其渴求的人們。所以說開放搞活了經濟。而經濟的提升又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教育的質量。教育水平的上升則帶動了整個民族的素質提升，提高修養又必須吸收大量的綜合知識。這才逐漸的成為了良性迴圈。現在是1993年，我不想製作那種影片，就算做出來了他們也未必去看，有那功夫我還不如多製作點商業片好賺錢。

“正如你們所見的，唐僧西天取經雖說是真實的歷史事件，但他並沒有孫悟空前來保駕，而且除了出國的前幾天他受了些罪之外，剩下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別人的護送下走完的全程，更沒有遍地的妖怪來為難他，雖然他有時候也需要逃跑，但那都是為了躲避強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