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為“慶曆新政”討個“說法”。這次又觸怒了權貴，受到重罰，甚至被扔進監獄，最後被貶為滁州知州。

歐陽修到滁州後，工作之餘，常常到琅琊山上的一個亭子中喝酒，飲少輒醉，自己取了個“醉翁”的名號，並給亭子起名叫“醉翁亭”。慶曆六年（1046年），也就是“慶曆新政”失敗後的第二年，范仲淹在鄧州寫了《岳陽樓記》以自勉，歐陽修在滁州也寫了《醉翁亭記》，與朋友遙相呼應。

但這兩篇文章，風格迥異。《岳陽樓記》通篇寫“憂”，“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醉翁亭記》純是寫“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樂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其樂無窮也”。這也足見兩人性格上的差異：范仲淹壯懷激烈，而歐陽修則豁達灑脫，“傷疤一好，就忘了痛”。

范仲淹去世之際，歐陽修悲痛欲絕，親自制作了《範公神道碑》以資紀念。但在歐陽修晚年，因“濮議之爭”與范仲淹兒子範純仁政見不同，爭執中產生嫌隙。範純仁擅自刪削了歐陽修視為珍寶的《範公神道碑》，更令歐陽修傷心、氣惱之極。從此，兩家不再來往。一段熱烈而純正的“世交友誼”，在政治風波中完全被扭曲，就這樣黯然寥落、嘎然而止了。

范仲淹逝世後，歐陽修對“政治改革”也失去了熱情，而將所有的熱情都投放到了“文學改革”上。嘉佑二年（1057）二月，歐陽修以翰林學士主持進士考試，開始改革文風，對宋初以來靡麗的文風提出批評，主張文章應“明道”、“致用”。在改革文風中，歐陽修以提拔賢材為己任，獎掖後進不遺餘力，先後獎掖、提拔了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輒等人。中國